大漠戈壁，丝路驼铃飘荡在边关。

月牙鸣沙，汉唐雄风席卷着西域。

在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尽头，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城外东南50里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矗立一座享誉世界，历经一千六百多年沧桑的石窟艺术宝库——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中总共有洞窟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敦煌莫高窟中无论是壁画还是洞窟中的塑像，基本上以历代佛教故事为主，间或有一些描绘古代社会生产生活和世俗文化场景的作品。

其中，第窟却格外与众不同，也可以说是整个莫高窟绝无仅有的一幅壁画。

在洞窟南壁和与南壁相接的部分东壁之上，画有一幅纵厘米，长厘米的壁画，这幅壁画场面繁复宏大。

整个画面中从右至左，依次画了鼓、角手各4人，八名骑兵头戴毡帽，腰系革带，击鼓吹角，分左右列队。鼓、角手后面有武骑两队，每队5人。再后面是文骑两队，每队也是5人。在两队文骑之间有舞乐一组，共8人，分两组对舞，旁边立乐师12人，后面跟着6名执旗者，再后面跟随着衙前兵马使3骑、散押衙2骑。以军乐和歌舞为主的仪仗队，旌旗招展，锣鼓喧天。高举牙旗的骑兵和演奏琵乐器的乐队后紧接的舞伎两队，一队身着汉装，一队穿吐蕃服饰，翩翩起舞。

壁画的中心人物则穿圆领红袍，系革带，骑白马，正要纵马过桥，前有将士护卫，后有仆从相随。其后有拥者“信”字大旗的兵士，最后的射猎、驼运部分有20余骑。

千百年来，去过敦煌莫高窟的人不计其数，驻足在这幅画前的人不计其数，有谁能读懂定格在画中那白马红袍凯旋而归的大将军是谁？

这幅画名为《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场面气势宏大，纷繁复杂，却又井井有条，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作者正是时任大唐河西节度使张议潮之侄张淮深，是敕封张议潮为节度使后其统军出行的写照，为的是纪念大唐一代名将张议潮发动河西各族大起义，率军驱除占据河西广大地区长达七十多年的异族统治者，收复河西十一州，将护佑西北边防的千里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重新收归大唐版图的丰功伟绩。

张议潮在沙州起义之前，是谁在统治河西走廊？

是一个在中国古代历史和世界中古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高原游牧强国——吐蕃帝国。

吐蕃人就是今日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土族以及羌族等民族的祖先。

为什么一个来自苦寒之地，文化落后、物产匮乏、气候恶劣而且人烟稀少的高原游牧国家，能在唐代爆发出如此超强的国力军力，能够在安史之乱后占据河西走廊长达数十年之久？

让笔者和大家一同来仔细分析和回顾这一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

西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年），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

张骞从长安出发，途中经过匈奴控制区时被俘，被软禁十年，后来借机逃脱。

张骞决心完成使命，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

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从疏勒南山进入河西走廊南端，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

西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封博望侯。因张骞在西域各国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大通道“丝绸之路”由此开启了长达两千年的繁荣与萧瑟、通畅与闭塞并存的历史。

公元前年后，汉武帝几次派出大军深入匈奴游牧区进行主动出击。

“汉军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堕殪，罢（疲）极昔之”，从而削弱了匈奴的势力。汉朝在长城以北建立了屯垦戍边、移民开垦的大片农业区。

据《汉书·武帝本纪》，元狩二年（公元前年）匈奴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分置张掖、敦煌郡，这就是有名的河西四郡，加上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先后和匈奴、突厥、吐蕃等争夺西域及河西地区，战事不断。

安史之乱后，大唐朝廷为尽快平息叛乱，决定抽调当时战斗力最强的河西及西域驻军东归，遂使陇右、河西以及安西四镇兵力空虚，这一行为，等于放弃了这些经营已久的战略要地。

此时吐蕃帝国正处于国力军力巅峰时期，对于这些地区一直虎视眈眈，趁机发动大规模攻势，蚕食侵占河西、陇右及安西四镇地区。

自大唐乾元元年（公元年）起，廓州、凉州、兰州、瓜州、沙州等地相继陷落。

唐代诗人张籍有一首《横吹曲辞·陇头》，描写了凉州陷落时的惨状：

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

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

愤慨的张籍在诗中发出呼吁：难道就有没有像李广、李蔡兄弟那样的名将，来收复凉州，带领百姓们重回汉家故土吗？

不过吐蕃军队依然在沙州（今敦煌）碰到了自他们建国一百多年来最顽强的抵抗。

沙州是当时重要的商路要地，虽然唐军的主力早已撤出，但是凭借着唐王朝在此多年的经营，沙州依然坚守到河西走廊基本都落入吐蕃之手后。

公元年（唐德宗贞元二年），沙州唐人首领阎朝的领导下，以沙州唐人“毋迁它境”为条件，投降了吐蕃。

此时距离吐蕃人围攻沙洲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

随着唐朝在河西最后一个州郡落入吐蕃之手，整个河西、陇右地区全部陷落，大唐王朝的中枢要地关中地区和首都长安城处在吐蕃军队直接威胁下。

吐蕃对河西诸地实行统治的时问长短不一，凉州历时最长达98年（公元年—公元年），沙州（今甘肃敦煌）最短，仅62年（公元年—公元年）。

由于沙州为河西地区文化、宗教的中心，唐人家族保存最完整，文献资料也最多，因此沙州成了后世的人们窥见吐蕃在河西统治历史的窗口。

我们透过历史的烟尘，来看看这段河西走廊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许就会明白，河西地区的广大大唐遗民们为什么在异族统治了数十年后，仍然如此的心怀故国，并且最终发动大起义，推翻其野蛮残暴的统治，回归中华版图。

吐蕃在占领沙州后，基本兑现了城破时对唐人的承诺，没有纵兵掠夺，也没有外迁人口，还任命阎朝为“部落使”，协助吐蕃管理沙州民政。

但很快，吐蕃统治者便发现，阎朝在沙州的影响力太大，具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终究是种潜在的威胁。

吐蕃统治者先派他去吐蕃首都逻些（拉萨）觐见赞普，通过往返一年多的时间来冷处理。

等他返回后，吐蕃人暗中买通了阎朝的侍从，让他在阎朝的靴子里不断洒下慢性毒药。毒药通过皮肤吸收，阎朝的身体也就慢慢虚弱下来，最终毒发身亡，可怜一位英雄最终以这种方式在人间消失。

通过这件事，我们发现吐蕃在统治河西期间，虽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却依旧尽量避免和当地豪族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拉拢的手段，使其协助推行统治。

与阎氏家族相类似的，还有张、阴、索、李等河西世家大族，他们的家族成员均累世在吐蕃河西政权中为官。

其中，河西阴家的经历颇有代表性。阴家自称出于南阳新野，自隋朝以来便活跃在沙州地区，到吐蕃占领之前，已是有名的敦煌大族。

阴伯伦的祖父阴瑗嗣，官至唐朝正议大夫、检校豆卢军事、兼长行坊转运支度等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开国侯。

其父阴庭诫，为唐朝左晓骑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赐紫金鱼袋、沙州乡贡明经。

阴伯伦本人则是唐朝的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袋、上柱国。

阴伯伦所处的时代，正在沙州陷蕃前后。其虽在阎朝率领下，积极参与了抵御吐蕃的军事行动，并立有战功。

但一人、一家族，一州之地，均无力改变天下大势。沙州在经历十一年之围后，弹尽粮绝，外援无望，不得不与吐蕃人献血为盟，举城投降。

阴伯伦也被迫，含泪“屈膝两朝之主”向吐蕃人称臣。吐蕃人对阴氏家族颇为看重，任命阴伯伦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并赦免了阴家的十一税。

这使阴氏一门，“六亲当五秉之饶”，坐拥良田万亩，杏桑万株，还拥有四座庄园和无数的牲畜。

但家族繁盛的背后，却不能抹去汉奸之名。到阴伯伦长子阴嘉政晚年时，心中的悔恨与愤懑实在无法消除，但又受制于人无可奈何，只能转向佛教寻求心理慰藉，便与其弟一同在敦煌莫高窟开掘功德窟，以减轻心中的负罪感。这便是有名的敦煌第窟。

张氏家族的成员张谦逸，官至沙州大都督，为唐人所能担任的最高官阶。

张谦逸死后，其官职父死子继，张议潮续任为沙州大都督。

吐蕃占据河西期间，鸣沙山上凿石之声数十年不绝，画师烛火昼夜不息，很多供养人都是与吐蕃合作的河西大氏族。

其实这些世家大族，他们在内心深处深深鄙夷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这个“边地化外夷狄”，也深深为自己背叛祖先、出卖家国的行径感到了深深的忏悔，就用开凿洞窟，作画塑像，醉心于佛事，来寻求内心的安慰。

很快，吐蕃作为异族统治者，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吐蕃统治，打击和压制唐朝遗民的高压政策。

吐蕃在其统治沙州的几十年中，对原有的唐朝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以适应吐蕃王朝固有的管理模式。

主要是废弃唐朝行政体制，改设代之以部落制；推行自己的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改唐朝均田制为“计口授田”；辫发文身和推行藏文，这些政策就是事实上的“河西地区吐蕃化”的殖民政策。

废州县制，行部落制。

唐朝地方行政区划是道（府）、州、县三级，县以下设有乡、里。沙州属县一级政权单位，下设有13个乡。

吐蕃占领后，废除了原有的13个乡，代之以部落制，以与吐蕃本土的管理方式相似。

最基本的单位是千户（部落使），千户之下是小千户（五百户组织），设小千户长一人。小千户之下为百户（将头），最小的基层组织是十户，设十户长。

吐蕃占领的初期（公元年—公元年），吐蕃最初设立了乡部落、僧尼部落和道门亲表部落。

乡部落基本就是将唐朝所设沙州十三乡建制改为部落，并统计人口和田亩，以便征发赋税和摇役。

僧尼部落是将沙州地区寺院中的僧尼单独编籍，自成部落，以便与普通民户分开。

道门亲表部落是吐蕃设立的由道士、女官及其亲属所组成的一个部落。

此时，吐蕃对沙州唐民的部落设置只是草创，基本还在唐朝框架内。并且，此时的唐民部落并不承担军事性任务。

随着吐蕃统治的深入，进入占领中期（公元年—公元年）后，吐蕃又对唐民进行了重新划分。

出现了擘三部落、上下部落、丝绵部落和行人部落，而之前设置的三个部落类型，再也没有出现在史料中。

此时的部落设置，除了出现功能性外，行人部落也开始承担一部分军事义务。

到了占领后期（公元年—公元年），部落设置又出现了变化。

唐民被划分成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汉人军事部落和一个通颊军部落（唐胡混杂部落），并把沙州唐民和其他民族也纳人自己的军事组织当中，希望能达到对征服地区长期统治的目的。

同时，吐蕃时期沙州的户籍制度非常严格，其中家庭成员的死亡、出家、嫁娶均有记载，称为“牌子”。

这种严密的户籍制度，对吐蕃控制沙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新设定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

吐蕃在河西地区的官吏设置很复杂，而且各种官阶之间，还存在互相替代和高低变化。

河西吐蕃最高的管理机构，设在东部的凉州和西部的瓜州。沙州从管理层级上，隶属瓜州节度使节制，在本地的官员品阶由高到低分别是乞律本、节儿论、监军、都督，部落使和将头。

需要注意是，河西唐人能够担任的职务，最高只有做到大都督的记载（张议潮及其父亲），更高层级的官僚全部都是吐蕃人，即便是低等级的都督和部落使，唐人也多为副职，正职一般也是吐蕃人担任。

这也比较好理解，毕竟是异族占领区，唐人和吐蕃人身份地位的差距无处不在。

均田制改为吐蕃的“突田制”。

唐朝在河拢边境地区长期采用均田制，吐蕃占领河西后，改变了唐朝的均田制度，转而实行“突田制”。

“突”是吐蕃田地的计量单位，“一突”相当于10亩。吐蕃河西的突田制是以严格的户口人数统计为基础的“计口授田”。

授田标准为每人一突，即“一人授田十亩”。突田制与交纳赋税密切结合，土地的农业税称为“纳突”。

同时，吐蕃统治者还对“纳突”人群进行了区别，分成“纳突户”与“不合纳”。前文所说的河西阴氏大族，便属于“不合纳”的减免优待户。另外，寺院田产也属于“不合纳”的范畴。

推行吐蕃文化，试图消融中原文化。

吐蕃占领河西后，大力推行藏文化统治，强迫汉人改穿吐蕃服饰，改变原有风俗习惯，每年只准许唐民在正月初一穿汉服祭祖。

吐蕃取消了唐朝设立的“州学博士”、“乡贡明经”和译语学官，废除科举取士，取缔原有州、县官私学校，实行吐蕃本土的教育模式——寺学。

吐蕃将藏文作为官方文字广泛使用，改变原有汉族天干地支纪年方式，推行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的蕃式纪年。

对此情景，同时代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在《缚戎人》一诗中写到:

一落蕃中四十载，

遣著皮裘系毛带。

唯许正朝服汉仪，

敛衣整巾潜泪垂。”

保存在敦煌藏经洞的写本也提及，“（阴家投降后）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

吐蕃在河西地区强硬推行藏文和“辫发左衽”的民族传统，以对抗传承久远的汉文化基础，这是异族统治者妄图从文化上和民众心理上永远隔断河西唐朝遗民和大唐王朝本土的一切联系，试图将河西地区永久“吐蕃化”。

但文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的，虽然吐蕃强迫汉人改变原有的服饰、礼仪、发式和语言，但在沙州六十多年的统治还是时间太短，虽然大多数河西唐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多说藏语、写藏文，但汉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始终未能断绝。

到唐代为止，中华文化已诞生成型近三千年，其深度、广度，其精髓、内涵，根本不是立国才一百六十年的小小吐蕃国家所能相比的！

接下来，笔者要和大家探讨一个敏感话题，吐蕃占领时期，河西唐民是奴隶吗？

毕竟当代的中国，早已不是唐朝与吐蕃百年相争的时代，而是一个已经将“民族团结和谐共荣”化为国家意志和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新时代，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更好地全面地陈述这段历史，因为吐蕃占领时期河西唐民的情况是我们五千年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世的人们有责任将真实的历史一代代传下去！

以前每当谈到河西唐民的社会地位，多会引用唐代文学家沈亚之在《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一文中的一段文字:

“自瀚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聚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

沈亚之的记述，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只是河陇一部分唐人的遭遇，并非所有唐人皆是如此。

吐蕃王朝施行的是一种封建制与奴隶制的混合型社会制度，通过战争劫掠奴隶确实曾长期存在。

吐蕃掠夺人口为奴，主要发生在两国边境的拉锯地区，这是种以战养战的战争行为。但河西地区自公元年沙州陷落后，已经成了吐蕃的占领区，唐军根本无力反击夺回。

作为占领区的统治者，稳定地方获取税赋，成了主要的财政来源，这也是吐蕃优待河西大族的根本原因。

从目前保存的敦煌文献记载上看，多数沙州唐民都掌握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应属于小生产者的地位或自由民身份。

吐蕃在河西施行了“计口授田”的政策，人均分配1突（10亩）田地，作为赋税的基本单位。

突田耕种的收获除纳赋税外，其余的都归唐民所有。如果劳动力不足，唐民有权将突田出租，并获取佃租。而且，沙州唐民还有权出售自己名下的突田。

关于唐民出租、出售突田，在敦煌文献中均有详细的记载，甚至能够看到相关的续约和售卖合同。

另外，吐蕃在不断调整唐民部落设置的过程中，逐渐将河西唐民纳入了自己的军事系统，当然是从属地位。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民社会地位的提高。

吐蕃本土的民众被分为“桂和庸”，“桂”是指拥有奴隶和财产，并有权参加战争的自由民，“庸”是指从事各种职业（农业、畜牧、打猎等）的“奴户”。

沙州唐民有权加入军队服役，说明中晚期唐民的社会地位，已接近吐蕃本土的“桂”阶层。

河西唐民之所以能够拥有相对自由的社会地位，绝不是吐蕃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吐蕃统治者对河西地区广大唐朝遗民不屈反抗作出的让步，应证了那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至理名言！

吐蕃攻占沙州之前，河西唐民团结一致，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守城抵抗。之后，在吐蕃占领初期，沙州唐民又进行了多次起义，反抗吐蕃的统治。

敦煌文献《书仪》就记载了，驿户祀国忠与张清的起义抗争事件：

贞元十一年（公元年），驿户祀国忠等人不堪忍受，携众逃往瀚海军（瀚海军归庭州节制，庭州即西域四镇之一，当时尚在唐军控制下）。但被吐蕃人发觉后捉回，并流放酒泉。

祀国忠等人在酒泉再次逃脱，盗窃了马匹和兵器，纵马从酒泉奔向沙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达了沙州城下。

贞元十二年（公元年）七月十一日四更，祀国忠等人突然冲入沙州城内，杀掉了卫士监使等人。

有百姓连夜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沙州汉人地方长官索公，因难以确知起义的具体人数，索公无法组织抵御。他赶往龙兴寺找到高僧摩诃衍汇报，并一起躲在寺院避祸。

天亮后，索公招集百姓十余人，因吐蕃人严格控制铁器使用（包括铁质农具），他们找不到任何武器用来武装。

当索公赶达沙州吐蕃节儿论住地救援时，包括吐蕃节儿论在内的多位吐蕃官员，已被迫纵火焚烧家宅，伏剑自杀，化为灰烬。

索公在僧人摩诃衍的协助下，用计将起义者擒获，祀国忠等人无一漏网。之后在审判中，祀国忠等人均声称，起义的目的就是“戕杀蕃官，再无其他”。

可见，在吐蕃占领初期，唐、蕃两族关系事实上极其紧张，史料里也多见“频招猜忌，屡发兵戈”的记载。

正是因为河西唐民的不断抗争，吐蕃不得不改变策略，由单纯的镇压转向与当地的世家大族进行合作，以巩固对沙州的统治。

祀国忠与张清起义之后，吐蕃特发诏命禁止吐蕃人抄掠唐民为奴，禁止侵占唐民果园、突田、发铁质农具鼓励生产，并大力弘扬汉传佛教，提高汉僧的政治地位，以协助稳定局面。

因此，吐蕃占领期间，河西的宗教系统依旧是保持了汉传佛教为主体，夹杂藏传佛教的态势。

所以说，在吐蕃占领河西十一州期间，当地唐朝遗民，尤其是沙洲唐民并没有沦为吐蕃王朝的奴隶，整个河西十一州此种情况也应该是极少数。

由于吐蕃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始终难以获得当地唐朝百姓的真心支持，加之吐蕃文化毕竟整体上远比汉文化落后，注定吐蕃国家在河西、陇右地区的统治不会长久。

唐会昌二年（公元年），吐蕃赞普达磨病故，新继任的赞普朗达玛难以服众，三年后遇刺身亡，导致吐蕃内部发生了内乱，随机爆发了吐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和奴隶大起义，吐蕃帝国面临土崩瓦解。

唐大中二年（公元年），沙洲豪族张议潮趁机带领众人对沙洲当地的吐蕃人发动进攻，张议潮的行为很快也获得了汉民们的支持，而当地的吐蕃人无心应战，就这样弃城而逃，张议潮也就因此得以坐稳沙洲。

两年后，唐大中四年（公元年），吐蕃的内乱终于波及到了河西走廊，当时自立为吐蕃宰相的尚恐热大肆掠夺河西走廊。

尚恐热在河西走廊的屠戮，极大的动摇了吐蕃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张议潮再一次利用了吐蕃贵族之间矛盾，成功将吐蕃人的势力基本逐出了河西走廊。

藏文史书记载这段历史，说“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

张议潮在沙洲起义之前，就“誓心归国”，所以在起义军成功占领沙洲之后，就决定派遣使者团向长安传达沙洲恢复的讯息，以明心志。

沙州和长安之间相隔千里，中间的河西诸城又都还是吐蕃人的控制之下，所以为了确保讯息能够到达长安，张议潮派出了十队使者，带着十份完全相同的文书，经由各个方向的沙漠绕过吐蕃人控制的河西诸城向长安进发。

历经九死一生，十队信使中的九支，或遭到吐蕃人的尾随追击而献身，或在大漠迷失方向而永远留在了大漠之中，最后，只有悟真和尚这一支到达了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下，于大中四年（公元年）抵达了长安，这时候，离张议潮沙洲起义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

此时的唐王朝暂时还无力直接干涉河西走廊的事务，唐宣宗接到瓜、沙十一州图籍和张议潮的捷报后，特下诏表扬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

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

大中四年（公元年）11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瓜沙等11州，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11州观察使，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食邑户，实授户。作为人质留在长安的张议潮兄长张议潭则被授为金吾卫大将军。

唐王朝的这种认可，对蠢蠢欲动的吐蕃残余势力是极大的牵制。

在得到唐朝的认可之后，张议潮便开始准备与吐蕃人的决战。

咸通二年（公元年）张议潮收复凉州，至此唐朝再一次与河西走廊连接起来，并且立刻调遣军队前往河西走廊，并且重新划分州府以增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咸通三年（公元年），感觉到时机成熟的唐王朝，调遣当时的回鹘军配合唐军与吐蕃作战。

激战之后，回鹘军队成功击败了吐蕃，并擒获尚恐热将其斩首后，首级送至长安。

原本就已经因内乱元气大伤的吐蕃，更是受到极大的打击，之后逐渐衰败，再也无力插手河西走廊。

至此，“西进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六郡山河，宛然而归”。

断绝近百年的中西交通和交流，再次畅行无阻，唐王朝也再次无西顾之忧。

敦煌遗书中载有当地各族人民当时以《菩萨蛮》词歌，对这一唐时西北敦煌河西地区盛举的颂扬：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

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

只恨隔蕃部，情愿难伸吐。

早晚天狼蕃，一齐拜圣颜。

咸通四年(公元年)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从此,河西走廊重新回归中华版图。

当世人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赞扬张议潮：

河西沦落百余年，

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旧路，

一振雄名天下知。

咸通八年（公元年），张议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议潭去世，已经69岁高龄的张议潮离开沙州，前往长安为质。

这是张议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作出的决定，“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

张议潮入朝后，唐朝授张议潮为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职列金吾，并赐给田地宅第，可以说给了他很高的礼遇。

张议潮入京后，他的河西职务交给了他兄长张议潭之子张淮深。

咸通十三年（公元年）八月一代名将张议潮卒于长安，享年74岁，从而结束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张义潮逝世的消息传到河西，各族军民，无不悲泣。

张议潮率领的沙州起义及其战果的不断扩大，河西地区才得以克复，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遗黎，悉出汤火”。

很遗憾的是，对于这段历史，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均未单独给张议潮作传，史籍记载很少，难窥全貌，我们只能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敦煌遗书中去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

唐写本的《张议潮变文》和归义军统治沙、瓜州时期所遗存的部分文书，为研究张议潮的生平事迹提供了资料。

敦煌文献中的《张氏勋德纪》说：

“河西创复，犹亲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令驯良，轨俗一变。”又言：“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严狁，疑少骏之蹶蹄；南土蕃浑，献□岗之白璧。”

近代学者罗振玉在《补唐书张议潮传》一文中为张议潮单独列传，详细记载他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武力保卫河西的同时，张议潮还积极治理，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出现了五谷丰登景象。

“张议潮还大力传播汉族的先进文化……使河西地区的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化。他能团结各族人民，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使他们和睦地杂居在一起。

张议潮在那个国破山河碎的黑暗时代，以一颗爱国赤诚之心，战胜千难险阻，收复沦陷国土，回归祖国，河西走廊这块极其重要的战略重地因为他才重回大唐版图。

无论时间如何变迁，世道如何轮回，张议潮彪炳史册的功勋，万古流芳的英名，都应该被中华子孙永世铭记，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不能被忘却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