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电影《无依之地》摘得金球奖，让不少看过电影的朋友开始畅想起这种现代游牧式的生活。然而，成长于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多半只是通过书籍和影视作品构建自己心中对游牧生活的想象。而那些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游牧民族，我们对他们的生活真的了解吗？

在近日出版的《丝绸之路上的帝国》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白桂思（ChristopherI.Beckwith）指出当代人对古代游牧民族存在很多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游牧民族尚武，他们之所以天生能征善战，是因为生存环境恶劣；游牧民族贫穷，他们的生产方式无法稳定地产出足够的必需品，所以他们需要经常劫掠周边的富裕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天生尚武又习惯不停迁徙，因此在冷兵器时代很难被定居民族打败……

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多的误解？难道匈奴铁骑、蒙古大军只是后人单纯的想象吗？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白桂思教授。在白桂思看来，游牧民族一直是历史叙事中的“他者”，为了打破这些传统史学的迷思，白桂思写下了《丝绸之路上的帝国》这部中央欧亚通史著作。另外，白桂思的犀利文风和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也为其招致了不少质疑的声音。白桂思在访谈中对这些误解与争议一一做出了回应。

白桂思，著名的中央欧亚研究机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欧亚研究学学家。白桂思是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兴趣和主要研究方向是早期中亚史、中央欧亚和东亚人类文化语言学史、历史语言学（主要是印欧语、藏缅语、汉语、日本-高句丽语、突厥语）、理论音韵学、类型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学术和科学方法史。曾担任中央欧亚研究系系主任。著有《吐蕃在中亚》《修道院中的勇士：中世纪科学的中亚起源》《丝绸之路上的帝国》等。

采写

徐悦东

对于游牧民族的种种误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专家白桂思教授在《丝绸之路上的帝国》中做出了反驳与澄清。白桂思认为，这种常见的误会大都来源于中央欧亚周边民族——如罗马、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原王朝——的记载。由于当时他们经常与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互相厌恶，所以会经常将游牧民族描绘成不知礼节、野蛮残暴、嗜血如命、反复无常的“邪恶”形象。

比如，从希罗多德时代开始，古希腊罗马人就将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妖魔化为“蛮族”，这成为了西方历史中根深蒂固的偏见。由此，西方人对世界进行了“好”与“坏”的二元划分，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甚至成为近代西方的殖民侵略的借口。因此，若我们只看周边民族对中央欧亚民族的记载，是看不见历史的真实情况的。

中央欧亚是什么地方？白桂思将亚欧大陆分为六大人文地理区块，中央欧亚则处在欧洲、中东、南亚、东亚以及寒带、亚寒带针叶林-苔原地带之间。中央欧亚的范围一直变迁，因为其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还是一个文化范畴（比如，处于中央欧亚西部草原地带的斯拉夫人欧洲化后，该地就不再属于中央欧亚地区了）。传统历史学的学科领域大多是以国别史或地区史来划分的，因此其历史叙述大多是从欧洲、东亚、南亚和中东的视角出发，中央欧亚往往都处于这些地区历史叙述中的边缘地带。而且，在这些历史叙述中，中央欧亚一直扮演着“他者”的形象。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美]白桂思著，付马译，见识城邦

中信出版社年10月版

此外，在大众对古代丝绸之路的误解——大家更倾向于将丝绸之路理解成连接中国与欧洲的商路——会让大家忽略中央欧亚在丝绸之路上的分量。其实，许多丝绸之路研究者早已指出，丝绸之路不是大家臆想的那样，是一条连接两端的“输油管道”，而是一张极其复杂的贸易网络，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中央欧亚并不是一片空白。在此基础上，白桂思认为，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路线或文化交流系统，更是“中央欧亚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在本质上，“丝绸之路”和“中央欧亚”是在指称同一事物。由于大众对丝绸之路的误解和对中央欧亚的忽视，白桂思决定为丝绸之路（即等于中央欧亚）写一部通史。

凭借白桂思扎实的历史语言学功底，和他对“丝绸之路”和“中央欧亚”的进一步定义，以及他对丝绸之路的浪漫情怀，《丝绸之路上的帝国》成了第一部中央欧亚通史著作。与许多内亚史专家谨小慎微、略显艰涩的著作相比，白桂思更倾向于构建他的宏大叙事，他的文风也显得“直截了当”——为了打破传统历史学术界内存在的学科围墙，为了打破太多的以中央欧亚周边民族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视角，白桂思以中央欧亚民族与其周边民族的互动为叙述视角，甚至有时将周边民族视为“他者”，以强调中央欧亚的重要性，来还中央欧亚在世界史中一个应得的历史地位（当然，在采访中白桂思认为自己在破除偏见，并不是一种“中央欧亚中心主义”视角）。

因白桂思对他笔下的中央欧亚民族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和代入感，有网友半开玩笑地说他是“精神中央欧亚人”，这也是这本书有趣的地方——你或许会不同意他的许多判断（要将如此广大的地域和众多不同的民族都“写在一起”，从横跨众多语言的史料中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的判断力必不可少），但你会发现一副重新看待世界史的“有色眼镜”。在序章中，白桂思就为庞杂的中央欧亚文化系统找到了许多共同点，比如，许多中央欧亚民族的英雄史诗基本上都是雷同的（少女与神灵交合受孕，诞生男婴被僭主弃诸荒野，男婴得救并长大成人，成为僭主出色的仆从，僭主预谋杀他，他推翻僭主统治，建立新王朝）、早期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主人-私兵制（誓死效忠主人的私人贴身武装）和以贸易而不是税收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唯有贸易可以满足豢养私兵的费用，贸易正是“丝绸之路帝国”繁荣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白桂思破解了传统史学对中央欧亚民族的“刻板印象”。他提到，我们不能将中央欧亚民族想象成“纯的”游牧民，因为本来就有一部分人处在定居生活当中。当游牧帝国建立时，一个将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中亚城市居民三者生产活动联系起来的贸易导向性的中央欧亚经济体才真正建立起来。中央欧亚民族并非天生尚武，只是在外人看来，他们弓马娴熟。事实上，在历史上的许多次正面冲突中，游牧民族都败于人口众多且训练有素的周边帝国。

而且，游牧民族与周边农耕区的百姓相比，一点也不贫穷，甚至在有些时候，地处游牧农耕分界线上的贫苦农民会逃到草原上当牧民。丝绸之路的繁荣，为中央欧亚帝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那么，为何大家总会觉得游牧民族总爱掠劫，能征善战，很“危险”呢？白桂思认为，那是因为中央欧亚周边帝国的强盛（对边境的管控力加强）后，往往会对贸易活动课以重税，甚至干脆禁绝贸易（避免财富流向中央欧亚）。断了财源的游牧民族就一次次入寇劫掠，发动战争，要求重新开埠通商，恢复贸易（这也跟古代游牧民族的生产资料十分依赖天气有关，输不起的游牧民族只会在必要时发动全面战争）。

电影《阿提拉》（）剧照。

如今中央欧亚早已衰落，白桂思将中央欧亚的衰亡归咎于近代以来周边帝国对该地区的征服瓜分和海洋贸易体系的建立。尤其在西方“现代主义”诞生之后，激进的现代主义革命（往往是西方侵略传播过来的）破坏了中央欧亚的传统，使得中央欧亚的民粹主义四起，至今也没能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体系。在书中，白桂思还“离题万里”地对现代派艺术大加批判，认为现代艺术只会不断“否定”，所造成的结果是“美”和“秩序”的沦丧，埋葬了近代死去的精英文化，作品却被小圈子里的学者神化。这部分的“离题”，实质上也构成了白桂思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当然，文风耿直犀利的白桂思注定充满了争议。有人批判白桂思的“贸易决定论”和他的一些大胆推断，更对他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持有保留意见。在对白桂思的采访中，我们将其中的一些争议点抛了出来。白桂思也承认，他不是某些领域的行家，但他希望大家能被中央欧亚这个失落世界的神奇历史所吸引。

丝绸之路不是“交通网”，而是中央欧亚的经济本身

新京报：请问你书里提到的“中央欧亚”（CentralEurasia）的定义与历史学界通常会使用的“内亚”（InnerAsia）有什么样的差别？

白桂思：最初，“内亚”指靠近（甚至部分在）当今中国边境的中央欧亚地区，但后来，“内亚”被用来指代中央欧亚。现在仍有人在使用“内亚”，但它不如“中央欧亚”那么准确和形象。“中央欧亚”已成为了学术界的标准术语（例如，大型国际学术组织——“中央欧亚研究会”的名称就使用了这个名词）。

我之所以用中央欧亚”这个词，是因为它所指称的地理区域囊括了欧亚大陆中欧洲”的一部分和亚洲的一部分。中央欧亚是指被欧洲、中东、南亚、东亚、北极等文化地理区域所包围的广大地域。

“中央欧亚”的土著民族在语言类型学、口头文学（尤其是英雄史诗）、近代以前的宗教和其他日常生活文化特征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共同点。“中央欧亚”的地貌包括了广阔的草原、山地和沙漠，还包括许多伟大的城市。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中亚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这些著名的古代城市散落在一片从玉门关以西，延伸到河中地区、巴克特里亚和中亚南部（现在的阿富汗）的区域里。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央欧亚”的西部拥有着欧亚大陆上人口众多的城市，那也是当时世界科学的中心。

新京报：大家对丝绸之路会有很多误解。很多人将丝绸之路简单理解为从中国到欧洲的贸易道路。有人认为，丝绸之路不是“路”，而是一张东西南北交织而成的复杂交易网络。你对丝绸之路的定义是什么？

白桂思：传统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浪漫的名词，它蕴含了多少中央欧亚商人、学者和武士们的历史经验。我原本是想按照传统的浪漫意义，来理解丝绸之路的。事实上，这个词现在被错误地理解为一条连接中国与欧洲，或任何两地之间的实际道路或贸易路线（也包括海运）——大家误以为丝绸之路本质上是交通网。这是对历史的误解。

实际上，除了几条非常难走的沙漠通道外，直到近代，中央欧亚都没有真正固定不变的贸易路线（当然也没有实际意义上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当代人把丝绸之路理解为把连接重要的地方或重要的人（都不在中央欧亚地区）的实际路线或道路时，会认为这条路途经的都是一些空旷的土地。但是，丝绸之路所途经的中央欧亚并不是一个没有人和文化的空旷区域。那里的人有自己的经济系统——贸易和制造业，当然还有城市周边的农业和处在草原、山区中的畜牧业。

丝绸之路示意图。

中央欧亚商人交易的大部分贵重商品是丝绸和马匹，因为他们自己也使用这些商品。他们从贸易中获利，他们的财富建立在他们成功地适应了中央欧亚那不太适合居住的环境之上。我在书中说，丝绸之路用来指中央欧亚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该系统重视商业贸易（包括对内和对外）。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仍然是一个浪漫的词汇。我用它作为我的书名，也希望读者能像我一样，被那个失落世界的神奇历史所吸引。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由于周边帝国对中央欧亚的征服和瓜分，中央欧亚的经济枢纽的地位消失，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兴起。您认为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存在竞争关系。但也有这样的解释：无论用马、驴还是骆驼，丝绸之路的运输效率是很低的，成本是很高的。在造船技术实现突破之后，海运的成本和效率大大降低，因此中央欧亚的衰落是发展的必然。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白桂思：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显而易见，征服和瓜分作为一个文化经济区的中央欧亚，破坏了当地的经济，使当地人民陷入贫困。最明显的例子是，曾经繁荣、发达、城市化程度非常高的中亚南部（现在的阿富汗）却是当今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这与这个地区在中世纪的地位正好相反。

我个人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一个特别准确或有效的术语。葡萄牙人发现了如何绕过非洲的航路，并（在当地领航员的帮助下）一路航行到印度，然后还一路航行到中国和日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国际贸易。随后，许多新航线和新港口就出现了，沿海城市成为文化上变化最迅速的城市。

那些大型港口城市大多是新的（从城市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城市的财富吸引了内陆腹地的人口。但由于航运贸易大多是由欧洲人直接进行的，他们逐渐在港口城市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还将一些欧洲文化（包括好的和坏的）传播到沿海地区的周围。

这是一个很长的答案，但这总比用丝绸之路来误导大家、或用基本不符合史实词汇来形容海洋经济要好。海洋经济与路上“丝绸之路”经济其实完全不同，因为海洋经济确实起源于交通网，而丝绸之路并不是交通网。

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新京报：你一方面称赞中央欧亚民族重视商贸，需要建立中央欧亚帝国，才能促进商贸繁荣，给各方面带来繁荣。另一方面，在中央欧亚民族对欧亚大陆的第二波征服后，即在森安孝夫的世界史分期中的中央欧亚型国家（征服王朝，比如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俄罗斯帝国、清帝国）优势时代后，路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反而慢慢萎靡。这会不会有所矛盾？

白桂思：森安教授说的可能是对的。我对蒙古帝国及其后的历史没有太多研究，但我的印象是，目前历史学界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工作，因此我们无法找到很好的答案。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研究清史，但研究其他地区和其他时期的学者就很少。

对于衰落的中央欧亚，我并不是建议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欧亚帝国，而是要建立一个“欧盟”，这样既能保证中央欧亚内部的和平，又能促进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当然，我写这本书时候正是欧盟发展得最好的时候，当时的欧盟似乎成为了世界的典范。不过，我仍然认为，在原则上，欧盟模式是各国和平相处的最佳模式之一。如果欧亚各国能够共同努力，互相帮助，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许多大国对中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却鲜有以同样力度经略沿海贸易。在中国的宋代，由于西北要道被西夏占据，发展出了繁荣的海上贸易，商品经济发达，商人地位也得到大大提高。一直到明代，虽然由于国防原因，“海禁”和“开海”在不断反复，但官方也止不住民间的海上贸易，甚至发展出海上私人武装集团。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存在着海洋文明的文化基因。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也有许多。中国似乎曾有这样的机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为何中国没有走上？这也成了很多社会经济学的学者研究的问题。有些汉学家还会做中国东南沿海与西方的比较研究等。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白桂思：在东亚史上，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唐朝及更早的历史，所以这个问题要问相关领域的专家了。

研究所有的文化和历史、所有的语言和文献，才能形成无偏见的历史观

新京报：你以中央欧亚的视角来梳理世界历史的进程。你在书里也不讳言您对中央欧亚的赞许。你觉得中央欧亚的视角对我们看待历史有什么样的好处？你觉得你会落入“中央欧亚中心观”吗？

白桂思：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陷入任何一种区域中心主义？大多数历史学家确实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攻领域，比如欧洲史——欧洲史的研究者们确实常常带有一种极其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会带有中国中心主义；研究印度史的学者也会带有一种强大的印度中心主义。对于中央欧亚——这个仍然被极度忽视的历史领域，我想我们还不能说存在着“中央欧亚中心主义”。

事实上，大多数教授，甚至发表有关中央欧亚论文的学者，似乎都不了解中央欧亚的真正含义。大多数学者只是延续了自己对中央欧亚地区的偏见。所以，我们几乎不需要担心中央欧亚中心主义会很快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无论在哪里，这种中心主义都会对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在读高中时，我爱上了唐诗宋画。因此，我最初是作为一名汉学家而被培养的。在我的学生时代，我和当年我认识的其他汉学家一样，掉进了区域中心主义的陷阱。这种中心主义使学生们无法看到自己专业领域里那些没被修饰过的历史，尤其在对外交流史上。由于我后来对中央欧亚及其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史产生了兴趣，其他学者就认为，我不属于他们专业领域阵营之中——即他们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印度学家或汉学家。

在中心主义的意义上，他们是对的，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因此，有些人在没有阅读或理解我作品的情况下，就否定了我作品。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我关于中央欧亚的言论（他们对此毫不关心），而是因为我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