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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属于哺乳动物，种类很多。据说中国狗的种类约有种。有关史料记载，古代的狗最高的有超过1米的，最矮的仅20厘米，最重的达公斤，最轻的不足2.5公斤。狗肚子里的有牛黄，牛胆囊中的结石；狗宝，狗脏器中的凝结物。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感，牙齿锋利，有“犬牙相制”的成语。舌头长而薄。毛发有黑、白、灰等颜色。耳朵酷似狼。它是人类最早训化的家禽，可训练成警犬，可帮助人打猎，也可帮主人看守家园等等，所以说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人类自创造文字伊始，就有了关于狗的记载。《殷墟文字类编》中有狗的象形文字，《易》中有代表狗的符号，《诗经》有“无感我悦兮，无使龙也吠”的诗句。这里的“龙”指的就是狗。古籍中狗的别名很多，狗高四尺则谓“獒”，体大者曰“猗”，善捕猎、看田者曰“良犬”，良犬有鸟龙、韩卢、殷虞、茹黄、郁林、地羊、白龙沙等名称。《周礼》称养狗的人为“犬人”。汉代始设训营狗官职叫“狗监”。汉武帝甚至为狗建了“犬台宫”。《三辅黄图》载：“犬台宫，在上林苑中，去长安西二十八里”，在“犬台宫”外又建筑了“走狗观”。汉灵帝更是爱狗爱得发狂，史称他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缓”，“王之左右皆狗而冠”。给狗戴冠系缓，使狗成名副其实的衣冠禽兽。 古代盛行用狗祭祀和丧葬的风俗。《礼记·曲礼下》云：“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说文》：“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段玉裁案：“羹之言良也；献本祭祀奉犬牲之称。”可能古人认为狗肉做的羹很美，便奉以祭祀神灵或祖先。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唯一的大墓发现一个用漆朱木匣装的完整的狗骨架。另外，甘肃玉门的夏代火烧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也有狗。商代的家畜，除了食用及其他用途之外，大量的被用于祭祀或丧葬，狗也不例外。商代的祭祀遗址中狗骨发现较多。商代的墓葬，在腰坑中殉狗相当普遍。西周早期的中型墓中，有的将整腿牲肉或整个牛头、狗头等放在一起，表明人们将牛、狗等肉食动物献给死去的亲友。最近，在洛阳的东周王城内发现的“天子六驾”，每一车厢内都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秦国在春秋时期就有在四方城门杀狗御灾的风习。汉代乃至以后仍盛行此俗，民间喜杀白犬祭祖。《风俗通》卷八说：“杀狗碟邑四门，以御蛊灾。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详”。《四民月令》载：当时的宗族十一月便要“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正月则“收白犬骨及肝血”。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家犬的遗骨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约公元前７５００至前５０００年，并且主要发现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发现狗骨的遗址主要有：河南舞阳贾湖、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等。这表明家狗的饲养在中原地区已得到发展，但用狗殉葬的现象似乎才刚刚开始。完整的狗骨架随葬仅见于贾湖墓地，用狗骨随葬的墓也只有贾湖的Ｍ３４１，且只发现有一小块狗骨。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５０００～前３０００年，大多数仰韶文化的遗址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家犬的遗骸出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北方到西方，都发现有狗的遗骨。这些遗址包括：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大河村遗址、大汶口文化等遗址；西北的马家窑、马厂和齐家文化的遗址；东北的新开流、富河文化的遗址；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遗址。在这一时期，狗的饲养普遍，不仅表现在发现狗遗骨的遗址分布的地域更加广阔，也表现在狗遗骸数量的增加。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无论在遗址的居住或墓葬区，狗骨的数量都相当少，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狗骨在以上的遗址则有较多的发现。墓葬区发现的完整狗骨的数量的变化便能证实这一点。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贾湖发掘的６００座墓中，仅有６具完整的狗骨葬在墓地或其边缘。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与贾湖最接近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属仰韶文化一期的１２３座墓中，就有６只狗殉葬，其中Ｍ２８５有２条狗随葬。在山东邳县大墩子遗址的３４２座墓中有１４条狗随葬，其中Ｍ４００随葬３只。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不同阶段，狗的数量，也有增多的趋势。仍以资料详细的贾湖为例。在贾湖发现的１１具完整的狗骨架中，属裴李岗文化第一期的是１具，属该文化第二期的是２具，而属第三期的则是８具。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属该时期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下层出土的狗形，０４２６７：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山东大墩子遗址的Ｍ２１３、Ｍ３１３各随葬一狗模型，这大概是最早用狗随葬的现象。大量的墓葬发现完整的狗骨乃至狗模型，表明狗牲的现象相当普遍。同时，这似乎也暗示了狗与人的关系的更加亲近。 既然如此，那么狗的功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也有所变化呢﹖从狗随葬的位置变化中，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线索。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用整狗随葬的现象主要见于贾湖。在贾湖报告中，举发现的完整的狗有１１只，这些狗都葬在房址中、房基旁，或葬在墓地中及边缘地带。这种现象，在民族志也可见类似的材料。如哈尼族认为狗是管理村寨的，所以常用狗作为保卫村寨的牺牲葬于村寨边缘或村寨中。以此反推之，贾湖遗址所殉葬的完整的狗的主要的功用也是护卫村寨，或护卫象征村庄的墓地。但在贾湖的大量的随葬渔猎工具的墓葬中，却没有发现完整的狗骨架。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狗的主要是看守门户的“卫士”，而与狩猎的联系则不很密切，很可能还没有用于狩猎。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刘林遗址属大汶口文化的１９７座墓中，就有八座墓随葬犬８只，“随葬的狗架都侧卧在人骨架的腿部之上头与人架相一致”。在其中的Ｍ２５中，随葬品有石枪头、匕首等，其墓主很可能是一个猎人。最有特点的是下王岗属仰韶文化一期的Ｍ２８５，该墓随葬的工具只有石镞２，一狗架在墓主左上侧，一狗架在墓主右脚旁和人头方向一致，似乎表现出一个猎人狩猎的景象。以上迹象，使我们很难排除狗在这一时期用于狩猎的可能，至少是与狩猎有关的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狗很可能已具有了在历史时期所具的全部功用，不仅是人们守门看家的“卫士”，也是人们狩猎的“助手”。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３０００～前２０００年，狗的饲养和殉狗的现象更为常见。在该时期的边远地区，福建的昙石山遗址和云南的大墩子遗址都有家犬的遗骨出土。在胶县三里河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用狗祭祀的遗迹。甚至在渤海海峡上的大口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用整狗的祭祀坑。 综上所述，我国家狗的饲养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开始，殉狗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但发现的狗个体较大，功用也很简单，似乎还处在初始发展的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狗的饲养范围遍及我国大部分地区，狗牲的现象相当普遍，狗的功用也比较复杂，这些标志着狗的饲养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狗的饲养几乎遍布全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古代诗人还是不忘写下了几首赞美狗的诗词雅句：《诗经》中有“无感我悦兮，无使尨也吠”的诗句。”唐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元稹“乌龙不作声，碧王曾相慕。”白居易“乌龙卧不惊，青鸟飞相逐。”李商隐“遥知小阁还斜照，羡杀乌龙卧锦茵。”梅尧臣“荒径已风急，独行唯犬随。”范成大“随人黄犬搀前去，走到溪桥忽自归。”陆游“犬喜人归迎野路，鹊营巢稳占低枝。”狗是这些诗句中的重要角色。“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风雪之夜，那么轻轻的一声狗叫，给远归的旅人多少家人的温馨。把鸡鸣狗叫做为美丽的田园风光的妙音，“却听山犬吠柴荆”，“隔墙犹吠折花人”，富有诗情画意。古代以“白衣苍狗”比喻世事变化无常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淮王鸡狗：晋葛洪《神仙传·刘安》：“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馀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昇天。”后因以“淮王鸡狗”比喻攀附别人而得势的人。 现代有人写了一首《狗之歌》：狗，你的嘴里有两颗牙，都说你嘴里永远吐不出象牙。狗，你有着看人低的眼，那是你的个子低。狗，你的鼻子是那么灵，闻呀闻呀闻到了你身上狐臭。狗，你的尾巴是摇啊摇，原来撒起欢来还离不开他。狗头狗脑狗身狗尾巴，从不嫌家贫的乖娃娃，每天睡在家的门口，从不偷奸从不耍滑。狗，你的身上是那么脏，一看就知道受得了生活的苦。狗，你跑起来是那么快，上辈子一定投在那体育世家，狗头狗脑狗身狗尾巴，从不嫌家贫的乖娃娃，每天睡在家的大门口，从不偷奸从不耍滑，汪汪，汪汪。 西方人对狗的态度似乎会好很多，狗被认为是“thebestfriendofhuman”人类最好的朋友，而不是最好的奴人。冷幽默的英国人甚至敢用他们万能的上帝来开狗玩笑——上帝倒立，把God倒过来写，不就是dog狗么？ 据《三辅黄图》载：“犬台宫，在上林苑中，去长安西二十八里”，“犬台宫”外又建筑了“走狗观”。汉代史籍中经常以“鸡鸣犬吠之声”来描述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狗是古人的得力助手，《论衡》云：“亡猎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其犬呜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闻呼而应者，识其主也。” 狗是古人的得力助手，《秦记》云：“秦襄公时有天狗耒狗枷堡。凡是有贼，天狗吠而获之，一堡无患。”晋朝的陆机因事被隔阻在京城洛阳，就由他的家犬来往京师和故乡之间传递书信。唐朝诗人李贺的“犬书曾去洛”的诗句指的就是这件事。用狗直接服务战争者，亦累见不鲜。《五代史·张敬达传》记载：“契丹兵围晋将张敬达，四面有犬掩伏，晋军有夜出者，犬鸣报警，终无突围者，为契丹所败，晋将张敬达被杀。” 描写狗的褒义的成语很少，但是有：”犬马之诚，义犬救主、良犬捕鼠：，鸡狗升天，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狗不咬上门客。”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各地悄然兴起了养狗之风。一些城市已建有“宠物市场”，各种各样、价格不等的狗纷纷上市，吸引着众多的宠物爱好者。 从古到今，狗确实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得力助手，关于记载狗的文献以及与狗相关的出土文物，乃至描绘狗的古典文艺作品，可谓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我们在探讨祖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探讨古代养狗的风俗，对我们是有一定意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