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书。何况这位老人名叫周有光！

在周有光先生漫长的生涯中，先搞经济，西装革履供职于大银行，业务办到美国华尔街；解放后服从组织，50岁时转行语言学，研究创制汉语拼音，跨界成功，被称作“中国汉语拼音之父”。

搞经济，那是民国时期的事。那时银行界的人都知道有个聪明、有才干的周有光，他不仅办事能力强，还搞研究。年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他的专著《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看题目就知道，在政权更替之际，与许许多多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要以己之长报效国家。但是，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已然是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的一套新经，老和尚没咒儿念了。周有光转行，倒是转对了。虽然后来政治运动不断，周有光的人生际遇也不免随大流颠倒浮沉，进“牛棚”、下“干校”都有他的份儿，但毕竟bpmf这些拼音字母离政治远些。

苟全性命于乱世，周有光看得多也想得多。待到改革开放局势宽松了，特别是他退休后，走出语言学专业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现代化、全球化、中东局势、印度经济、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公民意识等等问题，引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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