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川藏地区的石棺葬与纳藏两族源流之关系_玉门市人文_

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3月，第32卷第2期

摘要:在历史上藏族和纳西族迁徙之路和当代两族聚居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群，通过分析这些丰富的考古资料，加上汉藏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论述了滇川藏横断山脉地区所发现的石棺葬与藏族和纳西族这两个民族的先民之间的关系。另外，通过在这些地区的石棺墓中所发现的绿松石等器物，对藏族、纳西族共有的一些宗教文化现象进行独到的分析，认为这些地区发现的石棺葬习俗与作为藏族和纳西族共同祖先的古羌人中的牦牛羌、白狼羌以及本教有密切的关系。关键词：关键词:石棺葬;藏族;纳西族;族源;古羌人

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西南地区从川西北的岷江流域起，西至西藏昌都一带，沿横断山区发现了一批连成一片的石馆葬。其时代大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为止。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古氐羌人。如童恩正先生在其论文《近年来中国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中说：“如果从大族系讲，我们将石棺葬文化视为北方循康藏高原东端横断山脉的河谷南下的氐羌民族的文化，可能不致大误。”“石棺葬文化系来源于北方的羌人文化。”川西和滇西北石棺葬的分布范围包括珉江上游、青花江流域、大渡河流域、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分布在四川岷江流域的汶川、松潘、理县；四川宝兴县、巴塘县、茂汶县西部安宁河流域的越西、冕宁、喜德、西昌、昭觉、德昌、米易和云南的德钦、永胜、丽江等地的石棺墓，都是用石板、石块筑壁，石板盖顶，而不是用石板或石块铺底。这些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基本相同，它们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同一文化系统的墓葬。零星的发现还见于四川的甘孜、石棉、盐源泸沽湖等。这些古氐羌人大约从春秋战国时就从甘肃、青海一带南下，沿横断山区的各条江河向南、向西迁徙。藏族学者格勒指出：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六牦牛部”进入西藏当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迁徙路线为：甘、青→阿坝茂汶→雅安宝兴→汉源→石棉→木里→沿雅砻江而上→雅江→甘孜→石渠→进入金沙江流域→沿金沙江而下→白玉→巴塘→德钦（云南）→进入澜沧江流域→沿江而上→芒康（西藏）→向西经察隅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上述地区均有石棺葬出土。格勒先生在此没有把在今纳西族聚居最为集中的云南丽江地区境内发现的多处石棺葬墓统计在内，但仅从上述地区就看得出，这也是纳西先民广泛聚居的地方，如果说这种石棺葬文化与“牦牛部”有关的话，同为藏族和纳西族先祖的“牦牛羌”所具有的这种葬俗，无疑与藏族和纳西族都有密切的关系。如上所述，石棺葬在西南地区分布很广，特别在现在藏族和纳西族聚居的川西南和滇西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发现石棺葬，如四川的木里，云南德钦的永芝、纳古等藏族和纳西族聚居的地方，近年来均相继发现了石板墓。年代略有早晚（德钦的纳古石板墓的年代经放射性炭素测定为距今+-年）。在丽江金沙江河谷的纳西族地区也处在这种石棺葬的文化圈内，分别在丽江县境内的大具乡、石鼓镇至巨甸乡(今属玉龙县）一带的格子、红岩、丽江坝长水马鞍山山麓皆发现了石棺墓。其中在属于石鼓镇的格子村发现了大量的石棺葬，云南省文物考古队经过考察该村地理环境、墓葬的分布状况和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等以后得出结论，这里的石棺墓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这里依山傍水，地势较高，背后又有取之不尽的板岩石，为古人修建石棺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石棺葬墓地的密集程度看，这里至少有一二千座石棺墓，可以肯定这是居住在这一带的一个较大氏族的公共墓地。滇西北最早记载有石棺葬的汉文史籍是清朝乾隆八年（）编纂的《丽江府志略》，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石鼓（今玉龙县石鼓镇）之山，峭拔耸秀，又有长江迎面朝来，昔有人谓此为牛眠吉地，欲移防汛衙门于其处，方平基锄地，下有石棺。启石棺再挖，有方铜钉一茎，宽五寸余，挖深至五六尺，此钉不可动摇，遂惊为神异，覆土瘗之。”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年，笔者参加滇川藏三省联合的“茶马古道”考察队，经过德钦县佛山乡纳古行政村梅里石村，这里有18户藏人。过一座桥后，有一条小路转往左面的梅里雪山，这是过去“茶马古道”进藏的必走之路，因此又称梅里路口，从这里赶马7天，就可到西藏昌都地区左贡县（索拉丫口），过弥都（miqtvl）丫口，“弥都”意为鲜花。这里亦是转卡瓦格博雪山“外转经”的出口（外传经一般转15-30天），外转山之后，由此处出来。我们到了德钦县佛山乡纳古行政村，笔者这是第二次来到纳古了。因同行的有来自四川大学的两个考古学家霍巍和李永宪先生，因此决定考察当地的石棺葬墓。过去所发掘的纳古石板墓的年代经放射性炭素测定，距今+-年。据本地人介绍说，“纳古”的意思是“诉讼失败”之意，有“黑地方”之意，典故源于一个诉讼失败的故事。而发现石棺葬的地方有“督最”之称，是“肥沃之地”的意思。进得村子，我们爬上山坡，在海拔米处，发现山坡上有不少石棺葬石片突露于土层。我们考察已被村民挖开的一座墓。霍巍和李永宪轻轻掀开棺上的石片，几个村民将他们从墓中挖到的双耳陶罐、牙齿等物特意拿来让我们看。其中的一个双耳罐上口径有6.7厘米，下口径有9厘米。此墓长宽为1.9mⅹ0.3m米，太窄，霍巍认为可能是二次葬或屈屈肢葬。霍巍说，石棺葬中发现的青铜器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关，但现在难说是否与吐蕃文化有关。霍巍和李永宪说，在四川的巴塘、理塘发掘的石棺葬中，亦发现不少这种双耳陶罐，这是滇川藏接壤地区石棺葬的一个突出特色。此图采自杨福泉主编《玉龙彩云：纳西族》，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年8月出版。李永宪又在稍高一点的坡地上发现了一座石棺葬，墓葬已经被雨水冲刷了不少，死者的遗骸也已经被雨水冲走。他进行了挖掘，发现了一个双耳罐，带回来拍照，后来我们到昌都后，请来自云南迪庆州的藏学家王晓松带回迪庆。我发现在离这座石棺葬不远处的高坡上，竖立着一座明朝时木氏土司修筑的碉楼。村人言这座山上皆有这种石棺葬，属于纳古行政村的梅里石村的半山腰也有。（纳古行政村一个纳西村离此地11公里，在乡政府所在地附近。该村有规模相当可观的石棺墓葬群，可惜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因墓群多散布在坡地上，多被雨水冲刷。当地藏人称这种石棺葬叫“特趣”，不知何意。和澜沧江江边的纳古村等纳西人居住地一样，在西藏芒康县盐井乡也发现过不少石棺葬，据该地纳西族老人下关说，村里盖房子时就发现过不少石棺葬，里面的尸体长手长脚，显得很高大。黄国生老人也说，我家盖房子，挖出石棺葬，里面的人尸体很高大。在墓葬中挖出好几个陶罐。当地人中也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相传这是“木天王”（藏人对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尊称）士兵的坟墓，他一路打仗，一度用这种石棺方式掩埋战死的士兵。关于澜沧江沿线残留着的土碉楼，下关说是纳西人所筑，是木天王打进藏区时筑的。有意思的是，在云南金沙江河谷里发现了很多石棺葬，本地人一般把这种无主认领的石棺墓称作“摆夷坟”、“古董子坟”、“鞑子坟”等等，意思是这些地域是傣族、藏族、蒙古族等生息繁衍的地区，石棺墓是这些民族先民的坟墓。历史上，金沙江河谷地区确实是傣族、藏族和元代蒙古先民曾修养生息之地。盐井乡本地人说当地的石棺墓是远征到此的明代纳西士兵的墓葬，都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这些石棺葬因为年代久远，无人认领，后来本地人就往往将它归类到曾经在本地活动过的一些古代族群。丽江、香格里拉一带的金沙江河谷，是唐代吐蕃势力统治的区域，当代的本地人将此地的石棺墓归类为“藏人坟”，和如今盐井本地人将石棺墓指称为纳西士兵的墓葬一样，都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历史现象。而这些石棺葬年代的测定表明，它们的使用显然是发生在与唐代吐蕃和明代纳西更早的时期，即藏族和纳西族先民同为古羌人部落活动在这一带的时期。据学者研究，“吐蕃时期考古遗存与川西、滇西北的石棺葬有很多共同之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境内，吐蕃时期的考古遗存其分布越东，就越接近川西、滇西北的石棺葬。如西藏东部相皮类型出土的双大耳陶罐、单大耳陶罐上的宽带耳；口沿俯视呈‘尖核桃’形；以及陶罐者中鼓腹、小平底的特征。再如西藏杜布类型的石棺葬与川西、滇西北的石棺葬大体相同。象土坑竖穴、石棺为石板筑、有盖板、无棺底、葬式为仰身直肢等。……综上所述，川西、滇西北石棺葬的年代为大约上起战国，下到西汉后期，个别还延续到东汉，相当于西藏吐蕃早期或早于吐蕃时期，也就是说川西、滇西北石棺葬的年代下限与西藏皮类型和杜布类型相当。可见，相皮类型、杜布类型与川西、滇西北石棺葬当为同一种文化遗存。

在玉龙县大具乡也发现了石棺葬遗址。

二从石棺墓中所发现的一些器物中也可对藏族、纳西族共有的一些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如在如今藏族和纳西族聚居地所发掘的石棺葬中，普遍地挖掘到双耳陶罐，宽耳连于口沿的“安福拉”式双耳陶罐是甘青齐家文化的主要代表。《羌族史》的作者也认为石棺葬是氐羌文化遗留：“若将青海湟中地区的文化与石棺葬文化稍加对比，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先后承袭关系，如卡约文化的骨管、铜管、铜泡和常见的双耳罐等，是与石棺葬文化的同类器物甚相似的。联系到岷江上游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的类似，则对石棺葬文化的主人是西北的古羌人南移一支的分析，应该是能够成立的。”藏族和纳西族都是古羌人的后裔，因此其先民聚居地石棺葬中葬具的相同，也提供了一个对两族源流进行比较研究的线索。又如，在丽江县长水（今属玉龙县黄山镇）马鞍山山麓发现的石棺墓中，发现了数十个颗粒状绿松石珠。在德钦县纳古所发掘的石棺葬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绿松石珠，其中有球状、管状及算珠形等不同形状，还有小不及半粒米大的穿孔珠，孔径不及0.1厘米，工艺很考究。根据云南省博物馆考古队发掘后所写的报告，在德钦县纳古清理出的24座墓葬中，仅第22号墓中就有绿松石多粒。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绿松石珠，又大量见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与玉门火烧沟的墓葬中。绿松石在矿物学上属含水的磷酸铜，通常和铜矿伴生。他和墓葬中的青铜工具一样，都非本地所产，而是贸易而来。石棺墓中的绿松石同青铜器都多非迪庆地区所产，而是从北部四川或甘青地区交换而来。绿松石是藏族和纳西族皆喜爱的一种饰物，同时在他们的本土宗教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纳西族东巴教将银、金、绿松石、光玉髓（又译为墨玉）视为四大宝物和吉祥物，常常并列而提。并将绿松石视为“福气”的象征，象形文的“绿松石”（读oq）一字即有“福气”、“吉祥”等象征意义。藏族也将绿松石视为吉祥的灵物，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R.A.Stein）在其著作《西藏的文明》中指出：“人们经常提到‘生命的绿松石’，认为这是家庭的财产，其生产和运气似乎都要依靠此物。”唐代时的吐蕃有一种“告身”制度，即以不同质料制成的告身赐予贵族和官吏，表示不同等级和官阶《册府元龟》卷九六一外臣云：“吐蕃……爵位以宝珠、大瑟瑟、小瑟瑟……”西方学者Hirth和Chavannes（沙畹）认为“瑟瑟”即指绿松石。从考古材料来看，古羌人除行火葬之外，尚使用石棺葬。据《通典》谓：“其墓正方，累石为之，状如平头屋。”另外据藏族本教经典《十万白龙》和《色尔尼》等记载，早期信仰本教的人死后要举行一系列仪式和礼节，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以石片为棺材”。本教的早期形态是过去普遍流行于甘、青、藏等古羌人活动领域的一种原生性宗教，这种以“石片为棺”的习俗，正反映了古羌人除火葬之外的另一种葬俗，它与现在发现于川、滇地区的石棺葬有渊源关系。古羌人的火葬习俗，见诸于历史记载较多，学界的研究也多。但对古羌人其他的葬俗，则常常被忽略。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对此做过精到的分析，他发现临洮寺洼的墓葬有火葬、平放仰卧和乱骨一堆等三种葬俗。“洮河流域在古代是在氐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直至唐代，氐羌中有些部落确曾实行过火葬制的。这次火葬制遗迹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与氐羌民族的关系。”为什么后人的记载不讲其他的葬式，只注意其中的火葬制呢？夏鼐先生分析道：“因为纵使是两三种葬法同时存在，但是由视火葬为大谬的汉人的眼光看起来，自然特别注意火葬制。”在康（指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这一大片范围）南，先后发现了石棺葬和石板盖土坑墓。它们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甘孜州的康定、雅江、新龙、巴塘等县，以及与甘孜州为邻的西藏自治区的芒康、贡觉等县。此外，在四川省凉山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和渡口市所属的盐边县一带也有发现。民族学家李绍明将康南的石棺葬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岷江上游石棺葬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其文化总的属于同一系统，但两者存在着许多差异，各具特色。从康南石棺墓中所发现的器物看，它主要是一种青铜器文化。康南石棺墓大约相当于战国至秦汉之际，根据史籍《后汉书·西羌传》等的记载，此时原居西北河湟一带的羌人，有一次向西南的大迁徙活动。而迁徙到康南一带定居的是羌人中与牦牛羌密切相关的白狼部落，(清)李元《蜀水经》卷八记曰：“打箭炉（今康定），汉旄牛徼外白狼王地也。”。清人黄沛翘于光绪时所著《西藏图考》中指出白狼即在巴塘。又清末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著《西康建省记》亦曰：“康南之巴塘为古白狼国。后汉和帝时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内属，而里塘、毛丫、毛茂丫、曲登、崇喜在巴塘之东距旄牛徼近，……其同巴塘内属无疑”。又说：“打箭炉（按：今康定）古为旄牛国，汉武帝建元六年置旄牛县，此为打箭炉内属之始。”此后，康南的地方志中亦多根据民间传说采取此说，如民国《巴安县县志初集》于卷一《沿革》说：“巴安原名巴塘，系白狼之转音”。又该书卷二十一《名胜古迹》云：“白郎城，在城西小土包之南，巴楚河东岸柳林内，相传为白狼王所都，遗址尚存”刘赞廷编《巴塘县图志》亦曰：“巴安县原名巴塘，即古之白狼国，亦名徼外羌之遗种，汉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辅宣汉之威德，怀远夷，自汶山以西来归者百余国，白狼王唐菆更作诗三章，使掾吏田恭译而献之，诏下史馆。”民国《理化县志稿》说：“白狼或以为巴塘，……虽不必即为里塘，但既云百余国，亦当兼有理塘部落，而汉则概名之为旄牛徼外焉。又白狼诸部逾二十六年而再言内属，则对于所属州郡亦叛复无常矣。”　童恩正先生也认为康定以西的雅江、巴塘一线的石棺葬和白狼羌有关；而雅砻江下游木里、盐边一带的石棺葬则可能和笮都夷有关。西汉时越巂郡以“笮”命名的县有三个，即定笮（今盐源县）、笮秦（今盐源县）、大笮（今盐边县），均在雅砻江下游。他还认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的石棺葬的族属“可能仍然是笮系民族，大致相当于汉代的巂、昆明，魏晋时的摩沙夷，唐代的施蛮、顺蛮、磨蛮、麽些蛮。”而上述这几个地方从古至今都是纳西先民聚居的区域。“笮”在纳西语中有二意，一意为“人”，即纳西古音“撮”（coq），光绪《盐源县志》谓：”笮为夷之自名，今夷谓九所（指盐源之九所土司）曰阿笮，丽江人至今自称为笮。”笮在纳西语中的又一意为“桥”，《元和志》原三二：“凡言笮者，夷人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桥处。”　纳西人最早独立地以“摩沙”之名明确地见于中国史籍记载的是（晋）常璩撰的《华阳国志》，本书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等状况。该书中的《蜀志》“越巂郡定笮县”条载：“县在郡西，渡泸水（即雅砻江），滨刚徼，曰‘摩沙夷’”。摩沙即“麽些”（纳西）名称最早的记录。“摩沙”意为“摩”族，以“旄”得名。此即与旄牛羌（夷）有关。从中可知定笮县当时就已是纳西先民的聚居之地。《华阳国志》又载：张嶷至定笮，“夷帅狼岑盘木王舅不肯服”。此说已见于《三国志·蜀志·张嶷传》，称：“定笮豪帅狼岑、盘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他们居住在定笮的年代可能很早，据纳西族木氏土司家谱《木氏宦谱》所载，其祖先是居定笮的摩挲人，曾为昆明总军官，传至唐武得时叶古年凡十七世。从这一记载中，可知在二世纪末，定笮境内已经有摩挲土长，与《三国志》所载相合。这也是这一带的石棺葬与纳西先民有关的重要旁证之一。　　据李绍明先生调查，现今康南的藏民，仍称巴塘南部白松乡一带的纳西族以及丽江一带的纳西族为“羌巴”，“羌”为族称，“巴”系人之意，故羌巴即羌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康南藏族竟指巴塘石棺墓的主人为羌巴。发现石棺葬的德钦佛山乡境内的澜沧江河谷，河谷中分布着藏纳两族村落。（年摄）据《藏汉大辞典》编辑组的达华先生告知李绍明先生，在巴塘某些地方又将“羌巴”读作“均巴”或“降巴”，均系一音之变。这里的“羌”与“降”皆与藏族对纳西人的普遍称谓“姜”为同一语词。作为姓氏的“姜”和作为部落名的“羌”二字，在中国古音上是一致的。殷墟文字的“羌”从人，说它是部族，周代史书上的“羌”从女，说它是姓氏。“姜”与“羌”互通互用，西晋及刘宋时的司马彪和范晔都指出：“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羌人为姜姓。“‘绛’（或‘姜’Hjang）是藏族对纳西族的称呼，‘绛域’即纳西人地区，在滇西北一带，藏文经典皆言此地有一古国，名曰绛域”，《西藏王统记》译“绛域”作“蒋域”，南诏于铁桥设剑川节度，“剑”是“绛”（Jang）的译音，“川”指地方。据笔者在中甸、德钦等藏区的调查，藏族至今仍称纳西族为“姜”（绛），而称白族为“勒布”、彝族为“倮倮”，由此也可证当时“绛域”所指的应是麽些人（纳西）所居住的领域。在丽江坝子西南面离城八公里处，有一座神秘的山，现在的汉语名称叫文笔山，过去，汉语又称之为“珊碧外龙山”。文笔山在纳西语中有好几个名字，一个叫“珊碧日雾鲁”，意思是会发出响声的银石山（“雾路”一词主要指雪山，可能过去此山也常积雪）。此山另外还有一个纳西名字，称为生笔阿纳居，意为“珊碧地方的老奶奶山”。早在唐代，这座山就已经是在吐蕃和南诏政权境内都相当有名的神山。它象征藏人称作“日达蒙波”（gzhi-bdag-smug-po），又称为姜日木保（IJang-rismun-po）的山神。这山神是“姜”地土地神的首领。而姜则是藏人很早以来就是对纳西人的称呼。纳西人则称这山神为世日曼波。在藏文经典中，山神叫德喇哈（Dra-lha），这座山称为姜里木波(Jang-ri-mug-po)，其意为姜（Jang）国的紫山。据藏学专家郎达老人讲，文笔峰在藏语中又称为“姜鲁木补”，意为“姜人的紫色山，因此有“紫峰山”之意。北京雍和宫的僧人对这座山也很熟悉。8世噶玛巴和9世四宝法王都说这是“金刚亥母”修行之地。从这个例证中也可证“姜”（Jang）这一称谓在唐代时就已经用来指称现在的纳西聚居地和纳西先民。在丽江金沙江河谷也发现多处石棺葬。当代有些学者根据纳西族现在的居住地的一些考古发现，比如距今5-10万年、属于“智人”阶段的“丽江人”股骨和头盖骨化石、以及众多石棺葬等，立论说纳西族应是本地的土著，而非南迁的古羌人后裔。这种推论太简单，就如有的学者推断说古羌人应是多万年前楚雄“元谋人”的后裔一样没有什么根据，仅仅根据考古发掘地来说后来居住在这里的族群就是考古遗址的主人，这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要弄清这些考古发现的族属，还需对包括上述石棺葬等墓葬器物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在这里所论析的石棺葬的主人，还需要结合墓葬物、历史文献、民族志资料等做更为细致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在上面提到的石棺葬习俗与古羌人中的牦牛羌、白狼羌以及本教有密切的关系，而牦牛羌和白狼羌则是藏族和纳西族的共同祖先。笔者在专著《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中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可供参考。限于篇幅，注释略，请查阅杂志原文或参考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年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