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海军

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文化遗产监测中心主任

玉门汉简作为河西汉简的一部分，虽然存量不多，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既有反映重要历史事件的西汉“武帝诏书”七棱木觚，也有反映文化典籍的“仓颉篇”木简，还有反映汉代军事制度和经济生活的“亭长督它”“元平元年”“第八燧”和“所买布踈（疏）”等木简。这些简牍的发现既充实了河西出土汉简的内容，同时又对研究汉代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关系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西汉“武帝诏书”七棱木觚

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廊，自西汉武帝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河西四郡之后，逐渐走向全国政治、军事、外交的前沿，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的通道和民族交流与商业活动的大舞台。由于当地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和特殊的戈壁荒漠地理环境，使大量简牍文献材料得以保存至今，为我们研究汉代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年，在玉门花海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出土了一批汉简，共91枚，引起了当时汉简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把这批汉简命名为“玉门汉简”。当年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及时将出土的汉简进行了整理，并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出版了发掘简报，对汉简进行了初步研究，揭示了汉简所蕴藏着丰富的文物价值，引起了汉简研究界的重视。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对这批汉简的研究工作没有间断，陆续有部分研究成果问世。以下是笔者在学习梳理这批资料时的一些见解，著述出来与方家探讨。

△花海农场北墩烽燧遗址

汉简反映烽燧具有边塞亭的多重职能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出土玉门汉简的烽燧为花海农场北墩烽燧遗址，在玉门市花海乡境内，位于花海农场东北侧，南距农场场部5千米，当地人俗称其为“北墩子”。墩台筑在高约0.80米的风蚀台地上，残高5.9米，为沙土夹红柳、梭梭交替夯筑而成，墩顶有土坯垒筑墙基痕迹，汉简出土于墩台顶部房屋遗迹内。这座烽燧在汉长城内侧的烽燧线上，是用作向长城内侧传达军情，其基本职能可以确定为瞭望报警烽燧。但从其出土的汉简内容显示，它还具有汉代边塞亭的多重职能。

玉门花海出土汉简中有如下释文：1

（1）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寇卒冯时卖橐络六枚杨卿所约至八月十日与时小麦七石六斗过月十五日以日斗计盖卿任。（77.J.H.S:2A）

（2）二月五日第七吏（77.J.H.S:5）

（3）□卖皂布复辉□既不在知责家（77.J.H.S:6）

（4）□□幸甚宜数到前会事甚甚董幸甚□长□足下士谨（77.J.H.S:8A.B）

（5）曰书人名姓赵苽韩□范鼠张猪翟如窦数□心冯□陈涓（77.J.H.S:15）

（6）所买布踈（疏）

大□郭成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

始乐尹虎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索卿以□

万贯范融买布一丈二尺直四石二斗

长生赵伯二石

凡九斛前付卿以入（77.J.H.S:17A.B）

（7）□檄赋辶敢虏赋勿物（77.J.H.S:18A.B.C）

（8）□□□□□闰月以北癸卯三宿取□二斗亭长督它（77.J.H.S:22）

从以上简文可以看到，与这座烽燧有关的还有书信、契约、账簿、日期、交易、赋税、卒吏、亭长等众多信息，而且在这批为数不多的简牍中，粗算出现的人名就有二十几人，并且人的身份各异，有戍卒，有官吏，也有当地居民，如此众多的信息显然已经超过了一座普通的瞭望报警烽燧所承担的职能。因此，从简文记载的这些人在此地生产生活、往来交易等情况来看，这座烽燧具有汉代乡亭的一些特征。汉代乡亭一般每隔十里一设，同时以“民稠则减，稀则旷”的原则适当增减。乡亭的职能以治安为主，同时还兼有行宿、民事、宣传等能，特殊情况下，乡亭还蓄养牲畜，代邮传书。2

△玉门花海出土的《仓颉篇》木简

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有一条路线自酒泉经新城、野麻湾过断山口到玉门花海向西，这座烽燧正处在玉门花海向西一线上。从地望来看，这座烽燧所在区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农垦时间久远，并且在长城防御内侧，适于邮路通行，此座烽燧还可能承担着邮亭的职能。“邮亭”是汉代边亭的一种。汉代西北边疆交通线上的亭既是守御组织，也是邮驿机构，负有守望御敌和传递公务的双重责任。故常与邮连称为邮亭，或与燧连称为亭燧，有时亭燧也可互称。3在居延汉简中有“甲渠官以亭行”“三十井官以亭行”。每到一亭都记载月、日时刻和传递驿卒的人名。玉门花海出土的汉简中较著名的西汉“武帝诏书”七棱木觚的文字内容就是一篇朝廷通过邮驿发往边关的文书。

另外，在调查中还发现，烽燧周围还散落大量汉代灰陶片、冶炼炉渣以及富铁矿石，离烽燧不远处还有一处冶炼洞穴遗址。综合这些信息可以看出，此座烽燧的职能不单是为了传达军情，而且还是一处为过往商旅、驿站传递、烽燧戍卒提供给养之地。正如有专家认为，汉代的亭乃是兼有传烽报警、邮驿、治安与经济管理等多种职能的机构。4

西汉“武帝遗诏”七棱木觚的史料价值

玉门汉简的第一号觚西汉“武帝诏书”七棱木觚为不规则七棱形，截面1.8～2.5厘米，长37厘米。通体汉隶字，文字有两部分内容，前部分是一篇诏书的内容，计一百三十三字；后部分是一封书信的内容，计七十九字。木觚中的诏书反映了西汉时期朝廷发往边关的急诏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文字释读如下：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这支木觚上的内容是否真的是汉武帝的遗诏，引起了一些研究学者的争议。主要原因，一是木觚有前后两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遗诏内容，另一部分是书信内容，如果是朝廷直接发到边关的诏书原件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二是史书记载有关武帝遗诏时仅有“受遗诏辅少主”这么几个字，而对遗诏内容却只字未提。因此，有学者认为此件遗诏，“就是守边戍卒从当时发布至边郡官府文书中转抄的”，5这一观点应该是可信的。据《汉书》记载，“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这一历史事件提及受遗诏，但在《汉书》中遗诏的内容并未提及，因此也就有了汉武帝是否有遗诏的争论。笔者认为，虽然“七棱木觚”遗诏不是武帝遗诏原件，但从内容来看，确属官方发到各地的文书，仅从这一点来看，遗诏所具有了历史研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它对研究汉武帝后期及昭帝初期所发生的政治历史事件具有着重要的史料作用。

木觚书信文字释读如下：

弟时谨伏地再拜请，翁系足下，善毋恙，甚苦候望事，方春不和。时伏愿翁系将侍近衣、幸酒食，明察蓬火，事边急，小人毋行，所时幸甚，甚伏地再拜请，时伏愿翁系有往来者，幸赐（时）记，令时奉闻，翁系□□严教。

木觚上的这段文字记述的是一封有关候望戍卒的书信，信里提到“苦候望事”“明察蓬火，事边急”，等内容，是汉代边塞生活的真实写照，读来情真意切，富有生活气息，客观描述了当时戍卒的生活状态。

“元平元年”木简的年代考证和七月文书价值

“元平元年”木简是玉门汉简中较为重要的一枚，其简文释读为：

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寇卒冯时卖橐络六枚，杨卿所约至八月十日与时小麦七石六斗，过月十五日以日斗计，盖卿任□小麦。

这枚汉简为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元平元年”这个年号，这是汉昭帝的年号，它的出现为这批汉简的断代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依据，说明这批汉简应该是同时代书写的。

△“元平元年”木简

另外，这枚汉简记录的内容还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汉代买卖契约。契约，又称合同，是指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关于建立、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它反映社会经济中的法权行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重要信物，也是官府判断是非、确定债务责任的主要根据。6此契约记录的是一个名为杨卿的当地居民赊买禽寇燧戍卒冯时六枚橐络，约定在八月十日以前支付冯时小麦七石六斗，超过八月十五日，每日就要额外加付一斗小麦，盖卿作中人。古代的契约，又称为“券”，有竹、木、布、纸等四种。当事人把商定的重要事件刻写在上面，然后把券分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作为对证的凭据。今后若产生纠纷，官方可根据契约进行验合，解决纠纷，管理市场贸易，保护商业利益，并且征收契税等。《周礼·秋官·士师》郑玄注云：“今时（按：指汉代）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按券书以正之。”就是说，凡买卖关系的建立，需双方经过酝酿达成协议，订立契约，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其一，日后发生纠纷，则以契约为证。这种凭据可防止任何一方反悔，或第三者认名冒取。可见，这种契约简在当时起着重要的法律作用，在挽回戍卒等广大卖者的经济损失和应享受的权益保护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7

此件契约是出于戍卒冯时与当地居民杨卿私人交易活动中双方当事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应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买卖契约。契约中买卖双方和当事人都具备，买方杨卿，卖方冯时，中间人盖卿，当事人之间相互关系明确。另外，“禽寇卒”还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了注明。杨卿、盖卿则可能是居住于此的当地人。8这篇契约简书文字简洁质朴，一目了然，属于较早出土的汉代契券类文书，在研究古代契约文书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仓颉篇》木简的珍贵古籍价值

《仓颉篇》为秦李斯所著，原是教育学童识字的字书，秦始皇统一文字时又成为小篆书体的样板。《仓颉》《爰历》《博学》3篇，断60字以为一章，凡55章，统称《仓颉篇》。说文序云：“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系传云：“苍颉、爰历、博学，通谓之三仓”，“仓颉始作，其例与急就同。”《仓颉篇》可谓字书之祖，但因为文字古体太多，直到东汉，唐以后完全亡佚。20世纪，各地考古发现许多汉简，其中零星发现部分《仓颉篇》汉简，最早的离秦代不过50年，但已是汉代书师合并的本子，字体是隶而不是篆了，玉门花海出土多枚西汉《仓颉篇》木简就是其中之一。

玉门花海出土的《仓颉篇》木简中有三枚大小相近且保存较好的木简，长22.2～22.3厘米，宽1.1～1.4厘米。简文为：“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调，谨慎敬式，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三枚木简内容基本相同，正反面连续书写，但都没有写全，有增、脱文字现象，与原《仓颉篇》内容略有出入。从河西敦煌、居延等屯戍遗址出土汉简的研究发现，《仓颉篇》《急就篇》是西汉流行的小学字书，在汉代烽燧遗址中时有出现，此类木简可以看作是戍守吏卒们习字的书简，书体带有浓重的篆书意味，是篆书变为早期隶书的珍贵资料。年，这批《仓颉篇》木牍被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馆藏珍贵文物。年，《仓颉篇》木牍入选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体现了其较高的文化价值。

玉门汉简反映了汉代玉门一带烽燧的守御情况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并自令居筑塞至酒泉。元封四年（公元前年），由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由此推及，酒泉郡西、北、东三部都尉，当有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而玉门一带当属酒泉北部都尉的辖区。9玉门汉简中也有部分相关的内容，揭示了这段汉代长城烽燧的守御状况。

（9）□□何□□闻□备边塞候望吏官缮去署亡乏□□侯不忧事边唯□兼尉史忠

（77.J.H.S:21）

（10）第八隧橐矢箭回（77.J.H.S:21）

（11）旁郡深目（77.J.H.S:25）

（12）亭上深目（77.J.H.S:26）

（13）东部深目（77.J.H.S:28）

（14）西部深目（77.J.H.S:29）

△玉门花海出土汉简

在（9）简文中，我们看到“尉史”这一官名。汉边塞郡每百里置尉一人，其佐贰有士史、尉史各二人，任巡逻警戒之职。见《史记·匈奴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引如淳说：“是时鴈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汉代在边郡设置“部都尉”，主要是为了加强塞防管理。上面简文中出现“兼尉史忠”，说明此地曾有都尉建制。据专家实地考察后推测，酒泉北部都尉应该就在从酒泉往西往北到玉门花海地区，再到玉门西北部的黄花营，下西号一段，沿长城线内外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汉代古城遗址之中。10

玉门汉简还披露了当地七座烽燧，分别是禽寇、大□、始乐、万世、长生、第七、第八燧，（10）则是一次运输箭簇的记载，揭示了一些当时各烽燧之间的联系和管理情况。（11）（12）（13）（14）木楬简文中的“深目”是烽燧上的观测装置。11另外，当年发掘此座烽燧时还发现铁甲片、丝绸碎片、中药、食盐等物品。从玉门花海农场北墩烽燧出土的汉简及遗物可以看出，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后，打开了中原与外部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中外使节、商贾不绝于道。汉代在丝路上建置烽燧，担负着侦察、通讯、警戒治安和地方管理等职能，是保证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军事设施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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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玉莲.汉代乡亭考［J］.中华文史论丛，.（4）

3.高荣.汉代西北边疆的邮驿建置［A］.见：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三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4.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A］.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5.张小锋.玉门花海所出汉代七棱觚新［J］.敦煌研究，.（1）

6.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王元林.敦煌、居延汉简契约论［A］.见：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三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8.孙瑞，陈兰兰.汉代简牍中所见私人契约［J］.学习与探索，.（4）

9.杨惠福.汉代酒泉郡北部塞防考述［A］.见：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0.杨惠福.汉代酒泉郡北部塞防考述［A］.见：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1.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A］.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文章选自：读者欣赏·丝路长城研究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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