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巧玲，我们对她有这样一个大致的了解：毕业于甘肃林学院，年来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芦草井保护站工作，是公益林专干，主要负责保护站辖区的公益林监测等技术类工作，也是保护区在基层保护站工作的第一位女护林员。刚到站时，为更好地融入这个集体，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搞特殊，男同事干什么她就干什么，这也培养了她吃苦耐劳的品质。

如今，王巧玲已被借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但她却说，6年多的基层护林工作带给她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她的耐心，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让她真正懂得了坚守的含义和付出的快乐。

“还有呢？”我们问。

“忘不了狼……”王巧玲。

“为什么呢？”我们问。

“狼抓过我的帐篷，到现在我都能听见它的爪痕留在帐篷上的声音……”

“怕吗？”

“当时怕，现在不怕了，甚至觉得那声音很好听……”

随后，王巧玲笑了，眼角笑出了泪花。

我们就是在王巧玲笑时的样子和狼抓帐篷的声音里，走近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路标。我们看到了路标，二墩村的路标，在由阳关与玉门关之间道路的左侧，很是醒目。路标的附近立着一块巨石，上书“荒漠第一村”。虽然字迹已经不甚清晰，在荒漠里仍有一种突兀的感觉，但最终吸引我们的却是远处一坨绿树。

绿树就像燃烧在荒漠中的青春，那里就是二墩村。驱车前往，看似很近的距离，却需要十多分钟的车程。路上没有一个人，看不见一辆车，心却一点点地与那绿拉近着距离。在进村的绿色“缺口”上，那树由小到大、渐次变高。它们是人们一年年、一岁岁依次造林的结果，圆圆地，将村子一层层地包裹了起来。

于是，二墩村在我们的心中有了这样一个名字——树包村。

甘肃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年9月，经甘肃省政府批准成为省级保护区；年开始申报保护区项目，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年7月，经甘肃省委、甘肃省林业厅批准，保护区成立机构、组建队伍；年6月，管理局机构人员配备完毕。

进村，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宣传牌，以及芦草井（二墩村）保护站用来办公的一座不大的院落。保护区为何能建在村口？一位村民有些愧意地说：“当初，他们（保护区）的人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并不理解，想问他们要一点钱……唉，人穷志短呀，我们村过去根本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王巧玲笑时的样子和狼抓帐篷的声音，在我们的脑子里挥也挥不去。

吴三雄，年被任命为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主持管理局工作，如今虽已退休两年，但仍将保护区的事情挂在心间。“当时，手续虽然被批了下来，但我们要啥没啥，完全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他说。

在吴三雄的记忆里，管理局起步时，他们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建电、建水和交通条件便利等因素，选择了二墩村芦草井，在这里设置了保护区的第一个保护站――芦草井保护站。

由于建站资金尚未到位，吴三雄只好带领大家先进行整体规划，在芦草井开了七八十亩地，打算先种几万颗树后建站，等资金到位了再把种树的钱补上。敦煌除了春季，其他季节种树都不成活，他们不能错过季节。村民们看见动静，跑来要钱，最少5万元。吴三雄说：“我们种树都没钱，哪来钱给你们呢？”村民们还是不行，吴三雄就说：“你们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就换地方。”

后来，这事儿被村支书段海忠（音）知道了，连夜找到吴三雄，拉住吴三雄的手说：“吴局，你们不能走，有啥事我给村民说去，你们绝对不能走，我支持你们在我们这儿建！”段海忠心里明白，二墩村是有名的风沙口，管理局把站建在这里，就等于在村里竖起一道绿色屏障。

吴三雄说：“当时，挺感动的，段支书不但将我们请到他家里去住，给我们解决食宿问题，还让我们免费用他家的煤……就这样，我们把这个站建到了二墩村了。”

事实证明，保护站的建的立确起到了“绿色屏障”的作用。保护站在风沙口周遭挖渠换土栽植白杨树，并与村民协商利用冬春两季农用闲水浇灌树木，用成活的白杨树将风沙口上千亩的戈壁滩围成30亩大小的方格。然后在这些方格内填土铺地膜，以达到涵养土壤的效果。

由此，一年年的栽种开始。

“树起来（成活、成长）之后，老百姓感受到了建站的好处，开始欢迎和拥护我们，甚至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困难。”吴三雄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在整个村子的外围植起了一层层的防风林带。”

年4月，保护站职工奋力植树，遭遇敦煌境内二十年不遇的特强沙尘暴，职工仍在能见度不足10米的恶劣天气中坚持完成了当年的栽植任务。其后，为了提高栽种的沙生植物苗木和树木的成活率，又从抓浇水、防虫、修剪、刷石硫合剂仿毁坏幼苗的细节入手，最终保证了苗木和树木的成活率达到95%以上……今天，二墩村已是一片绿意盎然，村里余亩葡萄不再受到风沙的戏谑，村民们真正尝到了绿色环保的甜头，无助的风沙只能在农田外围寂寞的呜咽。

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笑了，二墩村的居民笑了，可我们的脑子里仍然想着狼抓帐篷的声音，滋滋地，伴随着狼的呼吸。随后,我们看到，村子干净整洁，农田与民居都是“藏”在绿树中的，架上的葡萄采摘虽已经接近尾声，但叶蔓依然是苍翠的鲜活。而植种在村子最外围的林木根部虽有被风沙掩埋的痕迹，但幼嫩的枝叶在风里却是欢笑的，它们的身旁竖着的是“敦煌森林植被恢复工程区”的宣传牌，显然是春季才植下的。

当下，二墩村村民大多已经搬进了样式统一的新建房，靠近保护站的两座村民院落虽然还没修建完毕，但门前花园里的花却已经开放了很久，一看就知道，它们是建房之初就种下的。

段姓村民将自家葡萄园里最后一批葡萄装上了电动三轮车，准备拉往村外的戈壁里去晒，那里有风干房。葡萄收入基本是二墩村村民来自农田的所有收入，当下，村里除了葡萄已经不种别的作物了，葡萄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也在这大漠戈壁找到了自己的“家”。

段姓村民说，因为气候的原因，村里出产的葡萄基本不愁销路。年，他家的十亩葡萄园收入了5万多元，年大约也就是这个数字。他准备年底用这项收入买辆小车，那样，至少去敦煌就更加方便了。他满满的自信像架上的葡萄叶蔓一样，谁都能看得见。那时候，我们忽然想到王巧玲。

以前，二墩村自然环境极其恶劣，风沙肆虐，生存条件异常艰苦，是有名的贫困村。自从芦草井保护站建立以来，村子周边被新疆杨等具有高度阻沙、挡沙能力的植被覆盖，风沙很难刮入，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因此，村民们十分感激保护区将保护站建在村里。

有了第一个站，就会有第二个站、第三个站，第四个站……后坑保护站、崔木土保护站……这些我们在地图上一时很难找到名字的地方，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的保护站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

崔木土保护站是保护区的第四个保护站，距离敦煌市区大约公里路程。建站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路十分难走，很多建筑材料难以运达。其间约有40公里为沙漠地带，车辆无法通行，只能靠人力转运。后坑也是一样的，由于保护站选址在其下辖区域的边缘，距离雅丹20公里，只能建在雅丹管理处附近的窑洞内。保护区的保护站就这样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吴三雄是土生土长的敦煌人，年到林业系统的，之前在乡镇工作。他说：“当时，我很想干一番事业，却不知道怎么干。尽管，我知道敦煌是生态很脆弱的地方，但到底怎么个脆弱法，脆弱到了什么程度也不十分清楚。正巧碰到国家林业局一位领导来敦煌调研，听了市上的报告后，这位领导建议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这样会对敦煌的生态产生良好的作用，尤其是如果成为国家级保护区就可以进入国家视线，从科技到资金都有一定保障，要比地方的单纯管理要好得多。”

于是，吴三雄来到了北京，找对生态懂行的人，虚心请教。在北京林业大学，他见到了罗菊春、李俊清、催国发三位教授。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三人在对敦煌的文化都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