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为官要求自己清廉，做人更以清白自勉。可他何曾想到，自己的后半生竟是那样的结局。（故事稍长，阅读需要5，6分钟）

正统十一年（年）。太监王振依仗明英宗的信赖独揽大权。一时间，大明王朝的官场乌烟瘴气，所有进京觐见皇帝的各级官员都要向王振献媚送礼。但于谦对此不屑一顾，有人好心劝他要顺应风气，不要坏了官场规矩。于谦便写下了《入京》一诗明志。

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正是这样的不识时务，不愿同流合污，年近50的于谦招来王振的怨恨和陷害，下狱论死。什么是论死？就是让大家议论一下于谦该不该死，怎么死法。消息传开，于谦治理过的辖区百姓不愿意了，尤其是河南、山西两地的百姓官吏联名上书，请求无罪释放于谦。后来，几位藩王也为于谦请命，王振迫于压力释放了于谦。于谦“重名节，轻名利”要留清白的人格操守再一次经受了生死考验。也可能有这次的波澜，我们大家再一次被《石灰吟》中于谦流露出的坚定所震撼。其实，这种明志表达自己要做清白人的诗篇还有很多，其中一首咏物诗《北风吹》也彰显了这样的理想。

“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闲花野草尚葳蕤，风吹柏树将何为？北风吹，能几时？”

诗中于谦以北风中的柏树自喻，展示自己的坚贞和乐观。这样的人，王振之流是如何不会让于谦低眉躬身的。在于谦眼中，王振之流就是北风而已，能蹦跶几时呢？

为了弄明白于谦的悲剧，我们要从土木堡之变说起。年，因为这年大明王朝北面邻居瓦剌的贡使未能得到想要的的回赐，便以此为借口发兵南侵，瓦剌大军在其首领也先的率领下进攻大同，大获全胜。边境守将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中召集群臣商量对策。此时专权的王振出于一己之私，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竟然鼓动明英宗亲率大军五十万去驱逐入侵的瓦剌军。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和兵部尚书邝（guang）埜(ye)都一致反对，认为此时朝廷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但英宗此时早已被王振鼓动地要做一位文治武功、扬名立万的皇帝，听不进任何劝阻。在一位毫无指挥才能，堪比酒囊饭袋的王振率领下出发了。结果可想而知。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局势混乱，人心不安，为稳定局势，土木之变的第二天，皇太后孙氏宣布有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这对朱祁钰来说是无意间重了头彩。没有土木之变，无论如何都不会有这样的好事落到他头上。为了保持明王朝这辆即将破败的牛车继续前行，以于谦为首的留京大臣从国家社稷的角度考虑，拥立当时22岁的朱祁钰为新君，史称景帝。开始，朱祁钰是非喜却惊，不肯接受。因为他知道目前国家处于极度危难之中，而英宗虽被俘但并没有死，或许还有回来的那一天呢。到那时自己是让不让皇位呢？心中委实难测。

在这关头，于谦再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向朱祁钰指出：“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至此，朱祁钰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不可否认，拥立朱祁钰即位，是对明朝皇位制度的再一次破坏，但也是形势所迫。也是对英宗的背弃。事后英宗复辟以后，对于谦拥立景帝是有怨恨的，这又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第二颗雷”。国难当头，明景帝在于谦积极有效地指挥组织下，招来20多万民间杂牌军，在北京城外竟然以决死之心击退了也先大军，还追着也先的屁股直到居庸关，大获全胜，凯旋归来时欣喜之余，于谦写下《入塞》：

“将军归来气如虎，十万貔貅争鼓舞。凯歌驰入玉门关，邑屋参差认乡土。兄弟亲戚远相迎，拥道拦街不得行。喜极成悲还坠泪，共言此回是更生。将军严令不得住，羽书催入京城去。朝廷受赏却还在家，父子夫妻保相聚。人生从军可奈何，岁岁防边辛苦多。不须更奏胡笳曲，请君听我入塞歌。”

可惜，此战后，命运带给于谦的不是平静的生活，而是从生命之花绽放走向死亡的绞索。也先本来想以英宗为要挟获得更大的利益，但在于谦顽强有效的反击下，再加上于谦力主立朱祁钰继位皇帝，明英宗竟成了也先手里的鸡肋，又杀不得。最终在得到大量金银珍宝后决定放回英宗。但是在是否迎回英宗，景帝内心是矛盾的。迎回英宗，自己的皇位让还是不让，不迎回，将失去天下人心。此时，于谦再一次站了出来。他对景帝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不仅安抚了景帝，又指出奉迎英宗是情理之中的事。英宗的回归，虽然被封为太上皇，但余威尚在，造成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皇位之争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帮助下，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完成了皇位的复辟。

政权的更替完成便是清洗的开始。于谦在此前埋下的几颗“雷”终于被点着了导火索。于谦“重名节，轻名利，重社稷，轻君王”的思想和“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做人操守，使他看不起那些懦弱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恨他的人很多。

于谦的性格又很刚强，遇到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这使得受他鄙视打击过的石亨，徐有贞等无耻之徒开始借助英宗复辟之功对于谦进行陷害。

“重名节，轻名利，重社稷，轻君王”的思想，加上性格的刚直，使得于谦在官场上显得另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确是便服一套，瘦马一匹。于谦是真的做人清白，为官清廉。被抄家时，家中没有多余钱财，只有正屋锁得严实，打开后都是历任皇帝赐给的蟒袍，剑器，而他却未用一下。

公元年2月16日，于谦被推上了刑场。如果说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因为冤屈而六月飞雪，于谦被冤杀更让后人惋惜。窦娥被冤杀还只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为命运不公抱屈，这是个人的悲剧。而于谦却是挽救明朝的功臣。他被冤枉至死，无人不深感惋惜。就连处死他的明英宗朱祁镇最后都后悔不已。明朝若有对不起的人，于谦应该排在前三，大明朝危难之时，于谦挺身而出，主持大局，平息混乱，安定人心，痛击也先，使大明朝得以延续。历史向前的脚步会有曲折，但终究会给于谦公正的评价。一个为官清廉，做人清白，重名节，轻名利，重社稷，轻君王的好官好人，就应该像一盏明灯照亮所有人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