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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路易·大卫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他是欧洲新古典主义的领军画家，从他所生活的动荡时代获得灵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创作了他最伟大的杰作。

大卫画像

他在约瑟夫·马利·维恩的门下接受训练，年，大卫赢得了罗马大奖，得到了去意大利进一步深造的经济支持。

在那里，大卫用五年时间吸收了古老的古典艺术传统。他一回到巴黎便在古代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充满力量的新风格。

以希腊罗马的历史为主题，他绘制了一系列油画，宣扬道德上的公正、勇敢与自我牺牲的美德。这些似乎反映了大革命之前在这个国家中逐渐增长的反抗情绪。

当起义于年开始时，大卫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加入了国民大会，组织革命庆典，并投票处决路易十六。

这些活动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代价，但在一段短暂的牢狱生活后他便设法逃了出来。

《拿破仑画像》

大卫没有被这些经历所打倒，而是以同样的激情支持了拿破仑的统治，成为了他的官方画家。

然而，在拿破仑倒台之后便再无缓刑可言。大卫于年退居布鲁塞尔，在流亡中度过了余生。

大卫以大革命时代表现出的同样程度的热情拥护了拿破仑的事业。年他被拿破仑指派为首席画师，并进而创作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油画来歌颂新政权。

政治宣传很少会产生伟大的艺术，但这幅画是个著名的例外。

在这幅简单却动人的画面中，大卫哀悼了一位亲密友人以及革命同仁的死亡。

受害者是让·保尔·马拉，国民公会的领导成员，这个短命的领导机构是在法国恐怖统治时期，大革命最暴力的那段日子中成立的。他极端的观点使他四处树敌，尤其是在吉伦特派垮台之后。

《马拉之死》

年7月13日，一位吉伦特派的支持者，叫作夏洛特·科黛的年轻女人被他在浴室接见。

马拉患有严重的皮肤病，需要经常洗澡，因而他将工作地点设在了浴室。在会面时，科黛掏出了一把刀将他刺死。在接受审讯时她宣称：“我杀死一个男人是为了拯救十万个生命。”她于7月17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马拉被谋杀之后的第二天，大卫受国民公会的邀请来安排葬礼，并为死者画一幅纪念像。

他立即投入工作，在11月就完成了这幅画。显然，大卫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部分是由于他对马拉非常了解并与他观点一致，部分也是因为他严谨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十分适合这个主题所要求的庄严精神。

大卫剥去了所有无关的细节，直接呈现了这个场景的本质。他移除了马拉华丽的浴室装饰，代之以黑暗的空虚。

大卫可能是从受害者遗体所在的科德利埃俱乐部里面昏暗的灯光得到的灵感。大卫将马拉不太寻常的靴形浴缸转换了一个比较传统的设计，并将观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前景中垂下的软绵绵的手臂上，有意使人们在脑海中将之与基督下十字架的姿势联系起来。

对一件被称作《波利克里托斯之床》的古老浮雕的记忆，或许也给了艺术家一些灵感。在大革命之后，这幅画使新政权显得有些尴尬，于是在年它被返还给了大卫，此后一直没有再次展出，直到年，也即大卫去世的二十一年之后，诗人与批评家夏·波德莱尔充满感情的赞扬恢复了它的声誉。

大革命期间，让·保尔·马拉在法国是最风云的人物之一。他以一位性格火暴的记者著称，经营着一份叫作《人民之友》的激进报纸，也即是他谴责“国家之敌”，并呼吁他们解体的阵地。

大卫对马拉的描绘与其说是肖像画，不如说是一幅宣传画。他改变了他朋友的外貌，以使他更符合一个殉难英雄的形象。他还去掉了皮肤上的斑点和瑕疵，使他显得年轻于五十岁的实际年龄。

然而，有一个细节却是完全精确的。马拉的确在头上缠着一圈浸过醋的布，以此减轻皮肤病带来的不适感。

大卫很想为他的朋友谱写一曲柔情的赞歌，因而有意削弱了这个主题最暴力的方面。在床单上只有很轻微的血迹。同样，在受害者身上也几乎没有血。

马拉胸口的刀伤很大程度上隐藏在阴影中，同时伤口本身又看起来严重得足以致命。对这场袭击最血淋淋地暗示反倒是被马拉的鲜血染红的洗澡水这个事实。

即便在这里，大卫还是采取了一个很低的视角，使得人们只能看到很细的一条红色，来将这种效果最小化。

大卫对马拉浴室的简朴环境做了大量的描写，以此强调他的朋友作为人民之子的身份。这位政治家用破旧的板条箱将就做了一个书桌。它破损的表面还提供了一块极好的空间来让艺术家题写献词——献给马拉。

科黛的刀躺在地板上，似乎是刺客把它丢在地上并逃走了。事实上，她根本没打算逃走，而是在那里等着被逮捕。

根据有些记载，刀其实是一直插在马拉胸口的，但大卫在画面中剔除了任何可能会破坏殉道英雄感觉的元素。

大卫的绘画中上演着真实与人为的惊人结合，艺术家曾在浴室中拜访过马拉，并十分清楚他皮肤上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状况。他去掉了疾病留在受害者脸上的那些有损形象的记号，但却精准地记录下了其他的细节。

例如，马拉的确是在浴缸表面盖了一层床单，这样他溃疡的地方就不会与浴缸铜制的内部发生摩擦。

这幅画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便是杰出的静物描绘。每一个物体都讲述了它们各自在这个故事中的那一部分。

由于皮肤的状况，马拉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被囚禁在浴室中，因此他便将这里作为一个临时办公室。在前景中，他留下了一封信和一些钱给一个由于战争失去了丈夫的寡妇。马拉大概是刚刚写完这张纸条，因为羽毛笔还握在他的手中。

马拉手中的信是科黛的介绍信，在角落处带有血污。上面写着：“我巨大的不幸就是我能够蒙恩于您的充足理由。”

大卫再一次歪曲了事实，以强调他朋友的慷慨本性以及杀手的恩将仇报。事实上，科黛被接见是由于她声称有保皇党人造反的消息。

与大多数其他的新古典主义画家一样，大卫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层光滑发亮的涂漆，还有让人想起古代作品的雕像般的外表。

马拉形象的来源之一有可能是一件古典浮雕，这并非偶然。大卫还喜欢运用戏剧般的光照效果来强调画中最重要的元素。因而，马拉的头部、手臂以及板条箱都被巧妙地照亮了，血淋淋的细节却淹没在阴影中。

这件作品包含着尖锐与温柔，所有的故事都已经沉入历史的长河里，唯有艺术铭记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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