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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比较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专辑 中国中古的河西走廊 张骞开通西域后，汉武帝“设四郡，据两关”，敦煌郡处在东西交通关键点上。而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的敦煌太守，自然承担和发挥了特殊的使命和作用。随着近百年来地下汉简材料的大量发现和实地考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上述事实的认识。本文结合传统史料和出土汉简从军事、政治、财政等多个方面对敦煌太守在两汉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作用作一些初步论述，以求就教于学界同仁。一两汉的太守职责，除了正常的行政公务，即“信理庶绩，劝农振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郡奸，举善黜恶，诛讨暴残”[1]外，还要掌管驻郡部队的训练，“会都试，课殿最”，“行障塞烽火追虏。”[2]边郡告急，还要带兵打仗。按照汉制，内地各郡在太守之下设郡都尉，一郡一个，专管军队之事，属于地方部队的性质。河西各郡地处边防，郡太守之下设部都尉，数量不限一个，而是两个、三个、四个不等，属于边防野战部队的性质。敦煌郡特殊，有四个都尉，即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和阳关都尉。由于敦煌地区地处广漠戈壁，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千百年来地广人稀的特点，使得两汉时期遗留下来的汉塞烽隧、城障遗址等格外丰富，直到今天，人们还可在千里河西走廊上看到连绵不绝的汉塞烽隧，这在全国全世界都是仅有的现象。还由于，从年斯坦因在敦煌边塞掘得第一批出土汉简以来，敦煌所发现的大量汉简大都与当年的军事驻防有关。甘肃是汉简大省，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汉简都出自甘肃。而甘肃汉简又几乎全部出自河西（甘谷汉简23枚除外），河西所出汉简又以敦煌为最。从广义上来讲，所有6万多枚河西汉简，都与当年的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军事屯戍的内容。第三个原因是，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以来，尤其是年以后，对敦煌地区的考古调查受到了格外重视，除了那些日常的零星调查和有名的发掘外，还有如《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考察报告》、《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3]，都是对河西汉塞遗迹的全面调查，对了解汉代敦煌地区的军事设防，极具参考价值；还有第四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对每一处不可移动的遗址遗迹利用GPS技术进行了定点描述。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对汉代敦煌郡的军事防御和敦煌太守的军事职责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时敦煌地区的军事驻防，每个都尉管辖的防区和防线，下属几个候官、候部和烽隧，都有充分确凿的材料来加以说明。甚至我们今天看到的静默了几千年的大部分汉代烽燧，当年叫什么名字，先后有哪几位戍卒驻防，他们分别来自何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等等，都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描述。当年的敦煌郡包括今天的敦煌市、瓜州县和玉门市，加上南北两山和西部沙漠，大致有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4]。河西四郡是向西延伸出的一支臂膀，北部要防止匈奴的入侵，南部要防止羌人的袭扰，南北两面都要防守。而相比四郡中，敦煌郡的防线最长。敦煌郡北部自西向东，玉门都尉下辖大煎都、玉门两个候官；中部都尉下辖平望、破胡（后改为步广）、吞胡、万岁等四个候官；宜禾都尉下辖宜禾、鱼泽、昆仑、美稷、广汉等五个候官。从敦煌西部榆树泉盆地的广昌燧（93°08′22.30″，40°07′38.80″）到瓜州桥湾东2号烽燧（96°52′40.50",40°33′39.70"）,直线距离公里。敦煌郡的南部还有阳关都尉，负责敦煌西部和南部的防御。阳关都尉的详细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只知道可能有雕秩候官和博望候官等。南部的防御任务虽然没有北部那样严峻，但防线仍然很长。如果按北部公里计算，敦煌的南北防线就有多公里（还未将西部计算在内）。这样漫长的边境防线，决定了两汉时期敦煌郡特殊的军事位置。劳干、陈梦家、永田英正、李均明等中外学者在研究居延汉简时对甲渠候官的部、隧数量和人员规模进行过考证。李均明的结论最为近似，他认为甲渠候官通常情况下有吏卒约人左右[5]。参照这一规模，敦煌郡十多个候官应有常驻吏卒多人。当然比起万骑大郡来，不算驻军最多的。所谓“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也只是个说法，实际各郡都未必真有万骑。史书记载说“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为万骑太守，月奉二万。绥和元年，省大郡万骑员秩，以二千石居。”[6]敦煌郡虽属边地，但从人口数量看，只是个小郡。按始元二年的人口统计，当时的上郡有户户，人口是人。西河郡有户户，人口人。而敦煌只有户，人。人口是上郡的1/16左右，是西河的1/18左右[7]。而这样一个小郡，驻人的军队，足见其军事任务的繁重。敦煌太守所属之军队不仅要负责平时的边塞防守，战时还要集中调派，出征打仗。西汉时典型的事件就是西羌反叛时，朝廷不仅派后将军赵充国前往金城弹压，还命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率兵二千人，酒泉侯冯奉世等率兵四千人配合作战。悬泉汉简中就有这次参战的记录：简长23、宽1.5厘米，中间起脊两面坡形，一般称之为两行，胡杨。有字81个。从字面看，是御史大夫丙吉、丞相魏相通过御史中丞强和守御史少史忠上给皇上的一份奏书，或者是已经皇上“奏可”后下发的一份诏书。内容是酒泉太守辛武贤和敦煌太守快一起上书朝廷，涉及两件事情。一是谈到当时发放戍卒的粮食按规定每月小石三石，但所发穬麦因为皮厚有芒，份量不足。请求朝廷批准，每石再加发若干（简文在“石加”后结束）。第二件事写在另一简上，因未找到相应的下文，我们还不得而知。简文中涉及到的人有七位：御史中丞强、守御史少史忠、尚书（缺名）、御史大夫吉（丙吉）、丞相相（魏相）、酒泉太守武贤（辛武贤）、敦煌太守快。敦煌太守快的任职时间在神爵元年至四年（前61-前58）[8]。酒泉太守辛武贤在神爵元年（前61）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大致有一年的时间出任破羌将军，神爵二年（前60）下半年又回到酒泉太守任上（或者在担任破羌将军期间，仍领酒泉太守）。丞相魏相于地节三年（前67）任丞相，死于神爵三年（前59）。御史大夫丙吉亦于地节三年上任，到神爵三年接魏相为丞相。这四个人以其所任官职在简文上相交之时只在神爵元年至二年（前61-前60），所以此简内容所反映史实正当此时。当时羌人反叛，朝廷调六万兵马派赵充国西进之际，酒泉太守辛武贤和敦煌太守快亦在奉调之列。此简的内容，当与此次平羌战争有关。或者在此前，说明正为此而厉兵秣马；或者在此后，说明正在处理善后，医治战乱的创伤[9]。总之，当时的敦煌太守不仅负责驻防边疆，而且遇到战事还要领兵打仗，这在传世史籍和出土汉简中都可得到论证。至于到东汉中原与西域“三绝三通”，敦煌太守直接出兵西域、处理西域事务的事例就更多了[10]。二敦煌太守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还对西域一些地区进行过直接管理。在东汉的情况已有王宗维、刘光华等先生发文论述过[11]。至于在西汉尤其是西域都护府建立（前60）前，由敦煌太守直接管理伊循屯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元凤四年（前77），朝廷派平乐监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12]伊循所处，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必经之地。所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13]”鄯善的伊循屯田，是汉朝继仑台、渠黎屯田以后的又一处重要战略基地。所以由先期的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发展到后来的都尉驻屯。鄯善国都扜泥城，一般认为即今婼羌的乞尔其都克古城。那么伊循屯田之处何在？一般认为在今婼羌东北60多公里的米兰古城周围。尤其在今36团东南部二、三公里处发现了古代的灌溉渠道，由一条总干渠、七条支渠、若干斗渠、毛渠组成的灌溉网络[14]，可能就是汉代屯田留下的遗迹。持此观点的学者较多，林梅村还亲自做过考察并著有专文[15]。但是孟凡人《楼兰新史》认为，“LK古城似为伊循故城”[16]。其地理坐标在北纬40°.18"，东经89°.98"。于志勇则认为LE古城可能是汉代的伊循城，其位置在北纬40°.28"，东经90°70.65"[17]。魏坚认为伊循屯田的第一阶段即“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时期，所驻伊循城当在LK，后来发展到伊循都尉屯田时期，所驻地点当在LE古城[18]。王炳华《伊循故址新论》则仍然认为西汉的伊循屯田区只能在米兰绿洲上[19]。看来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讨论下去。不管伊循城的具体地望在哪里，不影响我们下面的论述。即伊循的屯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行政上属敦煌太守管理。根据出土汉简，学术界对此问题已有过相当研究并提出过精到的见解[20]。我们在这里继续补充一些相关材料并作一些分析。木牍，长23.3、宽1.3厘米，红柳。简文分两栏书写，有三个部分。有些看不清楚的□尚可补释。“敦煌大守常樂丞□”可补释为“敦煌大守常樂丞賢”。因为“敦煌大守常樂丞賢”一起签署的文件还见于另一元凤元年的简文中。“□□□駕當舍傳舍如律令”，按照一般过所文字的惯用语词，可补释为“以令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如此，全简可如此句读：“敦煌大守遣守屬馮充國，上伊循城都尉□印綬。御史以令為駕二封軺傳。五鳳元年五月戊午朔戊寅，敦煌大守常樂丞賢謂□□，以令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七月庚午食時□□□。”简中“五鳳元年五月戊午朔戊寅”，五月二十一日，公元前57年6月30日。“七月庚午”：七月丁巳朔，庚午为十四日，8月21日。此简内容是敦煌太守开具的一份过所文件的录副，意思是派守属冯充国将伊循都尉印绶上交朝廷，要求沿途各地按照规定给予乘车和住宿方面的接待。是年，匈奴中“五单于争立”，是否影响到了西域，不得而知。伊循屯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何以要把“伊循城都尉”的印绶上交朝廷亦无法考实。但是上交印绶的这件事情由敦煌太守来承担，似乎不是偶然的。这跟当时伊循城都尉的隶属关系有关，实际上是敦煌太守领属伊循屯田的一个重要证据。此简属两行，中间起脊，两面坡形。长23.5，宽1.3厘米，胡杨。字迹比较清晰，分两行书写，69字。简文的时间，可从“敦煌大守千秋長史奉憙”的记载来追寻。敦煌太守千秋和长史奉憙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他们俩搭班子的时间从甘露二年（前52）到初元二年（前47）差不多六年时间。而在这六年中，七月有“乙丑”的历日一是甘露四年（前50），一是黄龙元年（前49），还有初元二年（前47）。除了初元二年是新旧太守交替的时间外，此间所记“七月乙丑”，只能在上述两个年份。简文内容是敦煌太守逐级下达皇帝诏书的例行公文。全文句读应是：“七月乙丑，敦煌大守千秋、长史奉憙、守部候修仁行丞事：下当用者小府、伊循城都尉、守部司马、司马官候，移县置、广校候、郡库：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掾平、卒史敞、府佐寿宗。”从这份下发诏书的行文范围看，伊循城都尉显然在敦煌太守的管辖之内。两行，上部断残。残长16.9、宽1.4厘米，上部残缺6厘米左右，松木。这是一份朝廷赦令的下达文件。按照已见的文例和格式，它的完整形式应该是：“（某年某月某某朔某某，敦煌太守某、长）史安世、丞博德下郡县官、伊循城，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令亡人命者尽知之，期尽，上赦者人数。大守府罪别之（如诏书）。”意思是，敦煌郡所属郡县官署以及伊循城都尉，接到朝廷诏书后，要将赦令内容公布在乡亭市里高显处，让那些身负命案而在逃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定期限内由太守府上报该赦免的罪犯（或者该赦免的罪犯名单已经下发太守府），按诏书要求办理。在这一诏书赦令的下达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伊循城的隶属在敦煌太守的管辖中。上列简五和简八虽都残断，但都记录了伊循都尉大仓的相关活动。前两简是伊循都尉给朝廷上书途经敦煌悬泉置时留下的记录。后两简是伊循都尉为其派往京师的人员开具的过所经过悬泉置时留下的记录。四枚断简发掘时分别出自不同的探方，不在一处。简六有时间，“甘露四年六月庚子”，即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公元前50年8月15日。上列四简中有两简直接作“敦煌伊循都尉”，由此引发了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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